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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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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一直对孙中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觉察，这种情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和敬意，基本上是针对他的历史功绩而发的。孙中山学说被视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也是着眼于它的历史作用。至于说到孙中山学说的现实意义，即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表现或积极作用，除却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一类具有超越时代美德属性的抽象思想范畴外，则往往遭到漠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观点所支配：孙中山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张不脱为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而在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这些思想主张较之南辕北辙，更是落伍和过时的了。孙中山学说被漠视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改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有关做法，而提出了全党全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样，人们在更新思想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他的经济学说里已多少有所阐发或作过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见；即使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思想主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继承的意义。因此，孙中山的经济学说日益成为历史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有些省区和城市甚至在制订建设规划时也企图从《实业计画》这类著作中汲取养料。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那些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见解，从性质上说，仅属于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思想体系中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有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读者们只稍浏览一下海峡两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本，便不难发现，孙中山本人坦然承认自己服膺社会主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欧美和日本少数学者曾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外，在中国却绝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专门的、客观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实为中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使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坛壁垒分明，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种势力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也随之有明确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反共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谈他的社会主义却是相当一致的。似此情形，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不相容。研究历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源于对经过认真审查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当把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本人所曾发表的言论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应予高度重视的第一手史料（虽还不只限于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类史料与其本人的思想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故意伪装或欺骗，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这些第一手史料时，则须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应该承认，有不少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种研究现象是，对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论文字不屑一顾，对其客观具体的思想实际也视而不见，而是依凭某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原则或把某些权威人士的论说当作套语，通过理论逻辑的推演，辅以剪裁史料、阉割史实来得出结论。老实说，这根本不是研究过程所需的科学抽象，而是一种变相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我们能不能郑重其事地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孙中山学说呢？近代以来，除却科学社会主义一家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呢？若非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进行审视，恐怕就很难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在悠久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只不过存在了极其短暂的时间。就确切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流派，而莫不以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即令表现程度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为其共同的主要特征。如果从16世纪初英国人莫尔《乌托邦》（utopia）一书出版算起，迄今也不到五百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于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回溯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社会主义究实只是一个问世未久的幼儿，它还仅仅处于初期实验的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曾经震撼寰宇的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彻底失败，便是明显的例证。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新论断，正是对这数十年间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冷静地进行反思想和总结而得出的。综观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大特点比较鲜明的流派外，也还存在着其他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较为驳杂而不易明确分类的社会主义流派及众多的社会主义探索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当然须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但只要不是冒充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派别，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或真诚探索者不仅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且还要善于汲取其积极的探索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依笔者看来，孙中山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制度的系列观点和主张，虽然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我国近年来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增多了，并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新的突破，这的确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然而，也有一些作者研究这个课题，其主旨却纯然为得出孙中山"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或资产阶级观点的结论。在研究中各自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得出这种结论的部分作者（并非所有作者），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独立研究，而是从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但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乃是根据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存在于党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归纳分类的。该书所揭示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社会阶级矛盾，与20世纪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不啻有天渊之别；而且，该书所视为欧洲冒牌的社会主义并予以无情鞭挞的，包括反动的、主张恢复中世纪所有制关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企图维护现存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被当今某些作者分别套用到了孙中山身上，更属牵强附会。至于《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乃据1912年7月彼得堡一份俄文杂志译载孙中山的一篇短文所作的直接评论；这篇短文转译自布鲁塞尔的一份法文报纸，而是它又仅仅是根据孙中山一次演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写成。当时列宁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更兼据以评论的只不过是一篇经过辗转翻译的、未能充分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短文，故其评论的准确程度和科学性都不得不大打折扣。这篇评论文字虽在若干方面给予孙中山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却对孙中山的思想表现作出了许多批判性的论断，如所谓"主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空想"、"极其反动的空想"、"反动的经济理论"、"学理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民粹主义色彩"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有不少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式见解；而这些见解，至今仍对某些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作者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倒未必是适宜的。笔者认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有不少是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门家，在本专业领域最具发言权，故须牢牢树立自尊、自信、自重的观念。我们固然要尊重前辈学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这也包括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所有精辟论断；与此同时，又必须坚决克服可能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思想习气，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和潜心钻研来把历史科学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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