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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的汉书是怎样
四大史书
楼主，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从班固受贿写史辨疑说起一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受贿写史深恶痛绝，他在《史通·曲笔篇》中对涉及史贿的两位史家痛加斥责说：“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曲笔）在这两名史家中，便有《汉书》的作者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除刘知几之外，提及班固受贿写史的尚有：南朝学者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2]（史传）刘勰在这里述及班固“征贿”写史之事，但并未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是说仲长统（仲长统字公理）曾对此事详加辨析。而现存仲长统的著述中没有相关的论述，议者多以为其论当在仲氏的《昌言》之中，但《昌言》太半遗佚，《全后汉文》中辑录的《昌言》现存篇目中并未论及此事，因而具体情况无从查考。稍后，北朝学者柳虬在谈到汉魏以降史官“密为记注”与史家“密书其事”的弊端时也说：密记密书的结果，是使很多事实无法弄清，“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3]（柳虬传）此外，武则天时曾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的刘允济在强调史官职任之重要时也说：“史官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而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4]（刘允济传）由上可见，无论是刘勰、柳虬、刘允济还是刘知几，都提到了班固受贿写史之事，但又都缺乏详尽的记述。对班固是如何“受金”的？是“受”何人之“金”？《汉书》中哪些篇章是受贿而成的？诸如此类极为重要的情节，无片言只字。而且，除刘知几外，刘勰、柳虬、刘允济三人的态度都很模糊，予人以谨慎对待，难下结论的感觉。有见于此，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考史》中谈及此事时，只能无奈地说：“受金事未详”。[5]（卷十四）至清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在《汉书》条中根据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记载而论定说：“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6]（卷四五）认定此事为虚，但只是征引前文，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可见，对班固受贿写史之事，前人说法不一，有信其为实而痛加斥责者，有疑其所无而归之于谤者，而更多的则是难辨虚实，不置可否者。但无论何种说法，又皆语焉不详。因而，时至今日，班固清白与否，仍是一桩“悬案”。而问题在于，班固是否受贿写史，与《汉书》记载的可信程度密切相关。因为对于撰史而言，收受贿赂便难以直笔，直笔书史者不会受贿，受贿与直笔水火不容，它们不可能“共存”于同一史家身上，这是不言自明的。谁也不会相信收受贿赂之后写入史书的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因为受人钱财的史家无法拒绝行贿者的“文饰”要求，歪曲史实是解囊相送的交换条件，直笔的原则成为这种“权”钱交易的牺牲品。当然，这种“权”是史家书史作传和“定褒贬”之权。也就是说，班固受贿写史如果属实，《汉书》内容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而这部史学名著历来是了解和研究西汉王朝和新莽政权二百多年历史的“第一典籍”。这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辨析，弄清楚班固在撰写《汉书》之时是否收受过贿赂，因为我们不能通过一部“贿史”去回顾过去，认识历史，鉴往知来。二在中国古代，大概因为声名过于卑恶而敢为者少的缘故，因而修史者被钱财收买而曲笔撰述之事鲜见史载。但如前所述，这种恶名却落在了班固和陈寿这两位著名史家身上。班固“受金”，陈寿“求米”；一个被指受贿，一个被斥索财。关于陈寿索贿之“罪”，因有明确的可以将其“排除”的史料记载，且对索贿对象及所涉传主有具体的指认，使其虚实真伪较易考订，因而自清初以来，不少学者据史考辨，撰文发论，成功地为陈寿“辩诬”，使陈寿之“冤”得以昭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班固的受贿，由于相关记载过于简略，对象不明，传主不清，真伪难辨，因而少有涉足者。从而形成为陈寿申冤者众，替班固辩诬者寡的局面。那么，班固受贿写史之事是否属实呢？笔者认为，班固在撰写《汉书》之时，不可能有收受贿赂之事，理由如下：首先，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将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宽宥。作为刘氏政权史，西汉史在东汉属于“国史”而极受重视，严禁私家任意撰写增删。班固当初居家私修《汉书》之时，就曾被人以“私改作国史”之罪“上书显宗”，向朝廷举报。明帝接报，迅即下诏地方官府，将班固逮捕下狱，其书稿也被全部没收。在班固之弟班超赴京申辩及确认书稿的内容无不利于刘氏政权的记载之后，班固才被释放出狱。[7]（班固传）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东汉王朝对私修私改国史的处置程序以及统治者的态度：举报直达天子，最高统治者亲自过问，对违禁者严加惩处。这种处置程序和最高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说明当时国史的神圣性和撰修国史的严肃性。因而，班固此后的续修《汉书》，只能由汉明帝亲自指派，在接受诏命的前提下进行，即《后汉书·班固传》中所说：“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7]（班固传）在这种背景之下，班固如果在撰述之时收受贿赂，即为无视君命亵渎国史之举，是东汉统治者无法容忍、绝难宽贷的行为。但实际情形是，我们没有看到东汉天子在这一问题上给班固以任何惩处。相反，班固不仅生前备受信赖，去世之后，因《汉书》诸表和《天文志》尚未最终完成，和帝遂诏命班固之妹班昭“踵而成之”。[8]（卷四八）班昭去世后，汉安帝又诏令马续“继昭成之”，[7]（曹世叔妻传）直至东汉末年，汉献帝还颇重《汉书》，令人将《汉书》删繁为简，改为编年，以便阅读。[7]（荀悦传）也就是说，《汉书》在东汉始终是被统治者认可和看重的，这是受贿撰写的史书不可能享有的“待遇”，尤其是作为“一代大典”的汉朝国史。其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当为律令所不许。汉律有“欺谩”及“受赇”之罪。[9]（汉律考）[10]（二年律令）班固受诏续修《汉书》之前，已担任兰台令史之职，因而受诏之后，是以朝廷官员的身份禀承君命而撰写国史的，这使他撰修《汉书》的行为成为一种“公事”。东汉近二百年的统治中，官员以欺君谩上和受纳赃贿而获罪者不在少数。而对受贿官员的惩处也是非常严厉的，即顾炎武所说“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11]（除贪）不仅受贿者要受到严惩，且往往衅及子孙。班固如果在撰修《汉书》时受贿，上则欺谩君主，下则公事纳贿，违犯律令，当受严惩。而实际情况是，尽管班固生前结怨不少，但终其一生，却始终未见有人以受贿写史之罪举报弹劾他，更未因此而违律受惩，殃及子孙。复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将为士林所不齿。东汉士人，崇尚名节，且自东汉初年起，渐成风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自此以后，“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11]（两汉风俗）与此相适应，以名节高下褒贬人物的“清议”之风在当时也十分盛行，士林尤甚。顾炎武即指出：“清议”之制始于先秦，而“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举，必先考其生平。”两汉时期，清议对一个人的升黜荣辱有着重大的影响，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11]（两汉风俗）这种流行于士人之中的清议，重守节而贱贪墨，纳贿撰史是士林所不齿的行为。因而，，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其书其人，难逃清议指责。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汉书》撰成之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班固传）且自此以后，声名日盛，东汉时为《汉书》作注写序者已不止一家，影响之大，远非它书可比。以博学著称的东汉著名史学家荀悦，受献帝之命，依据《汉书》而撰成编年体西汉史《汉纪》，在研读《汉书》和编纂《汉纪》的过程中，荀悦从未说过班固有纳贿之嫌《汉书》由受贿而成。及至后世，更有治《汉》成圣而被誉为“《汉》圣”者。1连极重家族子弟道德教化的颜之推，在其著名的《颜氏家训》中也十分推崇《汉书》。受贿而成的史著，是不可能在士林中享有如此长久而又崇高的声誉的。最后，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则怨家不会轻饶。班固对子弟和家奴，一向疏于管教，不仅“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7]（班固传）更有甚者，其家奴竟敢当街“醉骂洛阳令种兢”。在班固受外戚窦宪宠信而势盛之时，种兢虽然隐忍不发，但心怀怨恨。窦宪失势后，为其“典文章”的班固失去依靠，种兢遂以逮考窦氏宾客之名将班固收捕下狱，使班固最终瘐死于狱中。和帝在得知班固的死讯之后，下诏切责种兢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抵主者吏罪”。[7]（班固传）[8]（卷四八）当此之时，以惩治窦宪宾客为借口将班固逮捕下狱，为泄私愤而千方百计罗织罪名以置班固于死地的种兢，并未指认班固在受诏撰修国史之时收受贿赂，以此来为自己开脱，作为收捕班固和为己申辩的“最佳理由”，如果班固受贿写史，身为班固怨家的种兢岂能轻易放过此种“良机”。由上可见，天子不宥、律令不许、士林不齿、怨家不饶等在班固受贿写史之后应当发生的事情却无一出现。是天子尽皆愚钝还是律令形同虚设；是士林不辨清秽还是怨家宽宏大度，显然都不是，我们看不出班固有何“神通”在撰写国史时受贿这一严重的“违规”行为之后还能免遭非难和惩处。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班固原本就未曾在撰修《汉书》的过程中收受过贿赂。三但是，“受金”之说非止一人，似乎并非空穴来风。那么，这一说法由何而起呢？笔者认为，这是《汉书》在被广泛传抄的过程中出现讹误而流传后世的结果。依据如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复制，依赖手抄。两汉时期，书籍的抄写已不鲜见，这从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即可看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13]（河间献王传）可见，作为地方藩王，刘德所抄写（当然是组织人力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与朝廷相等。2尽管刘德生活的时期，朝廷藏书的数量不及西汉末，但西汉在汉文帝时，已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13]（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至刘德集书之际，情况应当更好。因而，刘德所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是较为可观的。此后，至西汉后期，民间已有“家富多书”者。3且至晚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书肆”。4到东汉时期，书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中流通的书籍也不断增多，涵盖了所谓“众流百家”之学。5毫无疑问，民间“家富多书”者的出现以及“众流百家”之书在书肆中的流通，都必须以书籍的普遍传抄为前提。而东汉和帝时“蔡侯纸”的发明，更则改变了此前在书写材料上“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的状况，在书写领域内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所谓“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7]（蔡伦传）这为书籍的抄写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促进了抄书之风的盛行，乃至出现了以抄书为生养家糊口者。6因而，在班固写成《汉书》之时，书籍的抄写已较为普遍，其后更为盛行。在这种书籍抄写之风盛行之际，《汉书》因其极高的声望成为被广泛传抄的史著。这种传抄，一是在学者之中，即所谓“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二是在青年学子之中。8需要指出的是，东汉教育的发展状况比较好，汉明帝永平年间，已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7]（班固传）到质帝时，仅太学生便多达“三万余生”。[7]（孺林列传序）而私学教育尤为兴盛，《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记述说：其时，“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7]（孺林列传论）这些描述，也许不无夸饰之处，但整体状况比较好，应当是可信的。与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对书籍的需求以及青年学子的兴趣，成为包括《汉书》在内的享有盛誉的著述被广泛传抄的重要基础。伴随《汉书》备受青睐和广泛传抄的，是对撰修者班固的生平特别是《汉书》写作过程的记述与传写，以及对《汉书》功过的评论。从仲长统不得不专门撰文详加辨析即可看出，自《汉书》问世至东汉末年的百余年间，或“功”或“罪”，或誉或毁，众说纷纭。9，在所有这些记述、传写与评论中，班固受明帝之命续写《汉书》，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不仅事涉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汉书》能够最终得以完成的转折点。凡述及《汉书》撰写的史籍，无不提及此事。《东观汉记·班固传》中便记载说：明帝将班固“征诸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卒前所续《史记》也。”[17]（班固传）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也反复强调：“帝乃复使终成全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7]（班固传、天文志）而《太平御览》在引录未注撰者姓名的“《后汉书》”的记载时更说：“《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明确指出班固是受明帝之“命”而撰修《汉书》的，即“受命写史”。[18]（史传上）《隋书·经籍志》中也同样明确记载道：班彪撰《史记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14]（经籍志）也就是说，“受命”写史在班固的个人经历中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认可和关注的事实，是《汉书》写作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史实。东汉时期，凡涉及班固生平或其撰史活动的著作和文章，都有可能对这一环节进行记述，出现班固“受命”写史的记载。而此类著作和文章不在少数。10问题在于，古代的书籍，在传抄的过程中，脱漏与误写时有出现。安帝时，邓太后在“诵读”经书及其它书籍的时候，便“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不得不命人“雠校”，于是刘珍等五十余人遂“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7]（和熹邓皇后传、刘珍传）而蔡邕之所以要刊刻《六经》，其原因也在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而与杨赐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刻石立碑，以免谬误流传。[7]（蔡邕传）可见当时书籍传抄过程中的脱误是较为严重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被广泛传写的班固“受命”写史之事，极易在传抄过程中被误写为“受金”写史。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命”、“金”二字，，字型十分相似，开初几笔又完全相同，极易混淆。早在西汉前期，二者的写法便已非常接近，这在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11因而，在传抄过程中，将“受命”写史误抄为“受金”写史，是很容易出现的讹误。主要有两种情况容易造成这一讹误：一是在长期展转传抄的过程中不慎抄错，从而形成错抄，这种情况较为多见。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的《二年律令》中，不仅出现多处衍字、脱字，也出现了错抄。12特别是字型相似而又部分相同的字，更易造成错抄。律文的抄写应当非常慎重，尚且出现错抄，其他书籍的传抄，错抄更难避免；二是由于反复传阅抄写而使字迹受损模糊，因辨认困难而形成的误抄。张家山汉墓（二四七号墓）出土的竹简提示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其《二年律令》第十七号和第二六九号简中的“金”字，由于受损，便很难与“命”字相区分；第三三一号简中的“命”也因受损十分模糊，与“金”字相似。尽管这是长期埋藏地下形成的墓葬损害而非传抄损害，但在字迹受损造成辨认困难而可能最终形成误抄这一后果上，二者是相同的。上述两种情况的存在，使班固“受命”写史的史实很容易在传抄过程中被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就目前所知的记载，最早提及班固受贿写史问题的是仲长统，即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相关记述。但是，仲长统生活的年代去班固逝世已一百余年，百余年间的展转传抄，无论是错抄还是因字迹受损模糊而导致误抄，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而“受命”和“受金”，皆为常见之辞，出现讹误不易发现，致使谬说流传，贻误后代。因而，所谓班固受贿写史，其最大的可能，是在书籍传抄过程中，将班固“受命”写史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而形成的讹误。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指斥受贿写史，一般都会述及具体的“涉案”情况，如受何人之贿，受贿的数量，受贿所涉及的史传篇目等。“诬攻”陈寿索贿者，尚且知道须“编造”出这些具体情节，以便使人深信不疑，诸如索贿对象是丁仪、丁廙之子，索贿数量是“千斛米”，交换条件是为丁氏兄弟“作佳传”，如此等等。[24]（陈寿传）而对班固受贿写史的指责，只说“受金”，具体情节无一字记述。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况说明，所谓班固“受金”写史，原本就是其“受命”写史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讹误，自然不会有具体的情节记述。在中国古代，治史难，做良史尤难，故韩愈有人祸天刑之说。对班固“受金”写史的指责提醒史家，为史者，在治史过程中，除权势的胁迫，私情的困扰，利益的诱惑之外，还有可能“蒙冤”。而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应停止史事的记录和史著的撰写，不能改变对秉笔直书的追求，不能玷污史学“万世公论”的崇高声誉。因为记载历史，坚持直笔，撰写信史，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对于史家而言，不仅是一种学术原则，更是一种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
是班固啊,大哥
主，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从班固受贿写史辨疑说起一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受贿写史深恶痛绝，他在《史通·曲笔篇》中对涉及史贿的两位史家痛加斥责说：“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曲笔）在这两名史家中，便有《汉书》的作者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除刘知几之外，提及班固受贿写史的尚有：南朝学者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2]（史传）刘勰在这里述及班固“征贿”写史之事，但并未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是说仲长统（仲长统字公理）曾对此事详加辨析。而现存仲长统的著述中没有相关的论述，议者多以为其论当在仲氏的《昌言》之中，但《昌言》太半遗佚，《全后汉文》中辑录的《昌言》现存篇目中并未论及此事，因而具体情况无从查考。稍后，北朝学者柳虬在谈到汉魏以降史官“密为记注”与史家“密书其事”的弊端时也说：密记密书的结果，是使很多事实无法弄清，“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3]（柳虬传）此外，武则天时曾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的刘允济在强调史官职任之重要时也说：“史官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而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4]（刘允济传）由上可见，无论是刘勰、柳虬、刘允济还是刘知几，都提到了班固受贿写史之事，但又都缺乏详尽的记述。对班固是如何“受金”的？是“受”何人之“金”？《汉书》中哪些篇章是受贿而成的？诸如此类极为重要的情节，无片言只字。而且，除刘知几外，刘勰、柳虬、刘允济三人的态度都很模糊，予人以谨慎对待，难下结论的感觉。有见于此，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考史》中谈及此事时，只能无奈地说：“受金事未详”。[5]（卷十四）至清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在《汉书》条中根据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记载而论定说：“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6]（卷四五）认定此事为虚，但只是征引前文，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可见，对班固受贿写史之事，前人说法不一，有信其为实而痛加斥责者，有疑其所无而归之于谤者，而更多的则是难辨虚实，不置可否者。但无论何种说法，又皆语焉不详。因而，时至今日，班固清白与否，仍是一桩“悬案”。而问题在于，班固是否受贿写史，与《汉书》记载的可信程度密切相关。因为对于撰史而言，收受贿赂便难以直笔，直笔书史者不会受贿，受贿与直笔水火不容，它们不可能“共存”于同一史家身上，这是不言自明的。谁也不会相信收受贿赂之后写入史书的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因为受人钱财的史家无法拒绝行贿者的“文饰”要求，歪曲史实是解囊相送的交换条件，直笔的原则成为这种“权”钱交易的牺牲品。当然，这种“权”是史家书史作传和“定褒贬”之权。也就是说，班固受贿写史如果属实，《汉书》内容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而这部史学名著历来是了解和研究西汉王朝和新莽政权二百多年历史的“第一典籍”。这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辨析，弄清楚班固在撰写《汉书》之时是否收受过贿赂，因为我们不能通过一部“贿史”去回顾过去，认识历史，鉴往知来。二在中国古代，大概因为声名过于卑恶而敢为者少的缘故，因而修史者被钱财收买而曲笔撰述之事鲜见史载。但如前所述，这种恶名却落在了班固和陈寿这两位著名史家身上。班固“受金”，陈寿“求米”；一个被指受贿，一个被斥索财。关于陈寿索贿之“罪”，因有明确的可以将其“排除”的史料记载，且对索贿对象及所涉传主有具体的指认，使其虚实真伪较易考订，因而自清初以来，不少学者据史考辨，撰文发论，成功地为陈寿“辩诬”，使陈寿之“冤”得以昭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班固的受贿，由于相关记载过于简略，对象不明，传主不清，真伪难辨，因而少有涉足者。从而形成为陈寿申冤者众，替班固辩诬者寡的局面。那么，班固受贿写史之事是否属实呢？笔者认为，班固在撰写《汉书》之时，不可能有收受贿赂之事，理由如下：首先，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将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宽宥。作为刘氏政权史，西汉史在东汉属于“国史”而极受重视，严禁私家任意撰写增删。班固当初居家私修《汉书》之时，就曾被人以“私改作国史”之罪“上书显宗”，向朝廷举报。明帝接报，迅即下诏地方官府，将班固逮捕下狱，其书稿也被全部没收。在班固之弟班超赴京申辩及确认书稿的内容无不利于刘氏政权的记载之后，班固才被释放出狱。[7]（班固传）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东汉王朝对私修私改国史的处置程序以及统治者的态度：举报直达天子，最高统治者亲自过问，对违禁者严加惩处。这种处置程序和最高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说明当时国史的神圣性和撰修国史的严肃性。因而，班固此后的续修《汉书》，只能由汉明帝亲自指派，在接受诏命的前提下进行，即《后汉书·班固传》中所说：“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7]（班固传）在这种背景之下，班固如果在撰述之时收受贿赂，即为无视君命亵渎国史之举，是东汉统治者无法容忍、绝难宽贷的行为。但实际情形是，我们没有看到东汉天子在这一问题上给班固以任何惩处。相反，班固不仅生前备受信赖，去世之后，因《汉书》诸表和《天文志》尚未最终完成，和帝遂诏命班固之妹班昭“踵而成之”。[8]（卷四八）班昭去世后，汉安帝又诏令马续“继昭成之”，[7]（曹世叔妻传）直至东汉末年，汉献帝还颇重《汉书》，令人将《汉书》删繁为简，改为编年，以便阅读。[7]（荀悦传）也就是说，《汉书》在东汉始终是被统治者认可和看重的，这是受贿撰写的史书不可能享有的“待遇”，尤其是作为“一代大典”的汉朝国史。其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当为律令所不许。汉律有“欺谩”及“受赇”之罪。[9]（汉律考）[10]（二年律令）班固受诏续修《汉书》之前，已担任兰台令史之职，因而受诏之后，是以朝廷官员的身份禀承君命而撰写国史的，这使他撰修《汉书》的行为成为一种“公事”。东汉近二百年的统治中，官员以欺君谩上和受纳赃贿而获罪者不在少数。而对受贿官员的惩处也是非常严厉的，即顾炎武所说“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11]（除贪）不仅受贿者要受到严惩，且往往衅及子孙。班固如果在撰修《汉书》时受贿，上则欺谩君主，下则公事纳贿，违犯律令，当受严惩。而实际情况是，尽管班固生前结怨不少，但终其一生，却始终未见有人以受贿写史之罪举报弹劾他，更未因此而违律受惩，殃及子孙。复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将为士林所不齿。东汉士人，崇尚名节，且自东汉初年起，渐成风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自此以后，“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11]（两汉风俗）与此相适应，以名节高下褒贬人物的“清议”之风在当时也十分盛行，士林尤甚。顾炎武即指出：“清议”之制始于先秦，而“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举，必先考其生平。”两汉时期，清议对一个人的升黜荣辱有着重大的影响，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11]（两汉风俗）这种流行于士人之中的清议，重守节而贱贪墨，纳贿撰史是士林所不齿的行为。因而，，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其书其人，难逃清议指责。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汉书》撰成之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班固传）且自此以后，声名日盛，东汉时为《汉书》作注写序者已不止一家，影响之大，远非它书可比。以博学著称的东汉著名史学家荀悦，受献帝之命，依据《汉书》而撰成编年体西汉史《汉纪》，在研读《汉书》和编纂《汉纪》的过程中，荀悦从未说过班固有纳贿之嫌《汉书》由受贿而成。及至后世，更有治《汉》成圣而被誉为“《汉》圣”者。1连极重家族子弟道德教化的颜之推，在其著名的《颜氏家训》中也十分推崇《汉书》。受贿而成的史著，是不可能在士林中享有如此长久而又崇高的声誉的。最后，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则怨家不会轻饶。班固对子弟和家奴，一向疏于管教，不仅“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7]（班固传）更有甚者，其家奴竟敢当街“醉骂洛阳令种兢”。在班固受外戚窦宪宠信而势盛之时，种兢虽然隐忍不发，但心怀怨恨。窦宪失势后，为其“典文章”的班固失去依靠，种兢遂以逮考窦氏宾客之名将班固收捕下狱，使班固最终瘐死于狱中。和帝在得知班固的死讯之后，下诏切责种兢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抵主者吏罪”。[7]（班固传）[8]（卷四八）当此之时，以惩治窦宪宾客为借口将班固逮捕下狱，为泄私愤而千方百计罗织罪名以置班固于死地的种兢，并未指认班固在受诏撰修国史之时收受贿赂，以此来为自己开脱，作为收捕班固和为己申辩的“最佳理由”，如果班固受贿写史，身为班固怨家的种兢岂能轻易放过此种“良机”。由上可见，天子不宥、律令不许、士林不齿、怨家不饶等在班固受贿写史之后应当发生的事情却无一出现。是天子尽皆愚钝还是律令形同虚设；是士林不辨清秽还是怨家宽宏大度，显然都不是，我们看不出班固有何“神通”在撰写国史时受贿这一严重的“违规”行为之后还能免遭非难和惩处。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班固原本就未曾在撰修《汉书》的过程中收受过贿赂。三但是，“受金”之说非止一人，似乎并非空穴来风。那么，这一说法由何而起呢？笔者认为，这是《汉书》在被广泛传抄的过程中出现讹误而流传后世的结果。依据如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复制，依赖手抄。两汉时期，书籍的抄写已不鲜见，这从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即可看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13]（河间献王传）可见，作为地方藩王，刘德所抄写（当然是组织人力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与朝廷相等。2尽管刘德生活的时期，朝廷藏书的数量不及西汉末，但西汉在汉文帝时，已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13]（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至刘德集书之际，情况应当更好。因而，刘德所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是较为可观的。此后，至西汉后期，民间已有“家富多书”者。3且至晚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书肆”。4到东汉时期，书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中流通的书籍也不断增多，涵盖了所谓“众流百家”之学。5毫无疑问，民间“家富多书”者的出现以及“众流百家”之书在书肆中的流通，都必须以书籍的普遍传抄为前提。而东汉和帝时“蔡侯纸”的发明，更则改变了此前在书写材料上“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的状况，在书写领域内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所谓“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7]（蔡伦传）这为书籍的抄写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促进了抄书之风的盛行，乃至出现了以抄书为生养家糊口者。6因而，在班固写成《汉书》之时，书籍的抄写已较为普遍，其后更为盛行。在这种书籍抄写之风盛行之际，《汉书》因其极高的声望成为被广泛传抄的史著。这种传抄，一是在学者之中，即所谓“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二是在青年学子之中。8需要指出的是，东汉教育的发展状况比较好，汉明帝永平年间，已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7]（班固传）到质帝时，仅太学生便多达“三万余生”。[7]（孺林列传序）而私学教育尤为兴盛，《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记述说：其时，“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7]（孺林列传论）这些描述，也许不无夸饰之处，但整体状况比较好，应当是可信的。与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对书籍的需求以及青年学子的兴趣，成为包括《汉书》在内的享有盛誉的著述被广泛传抄的重要基础。伴随《汉书》备受青睐和广泛传抄的，是对撰修者班固的生平特别是《汉书》写作过程的记述与传写，以及对《汉书》功过的评论。从仲长统不得不专门撰文详加辨析即可看出，自《汉书》问世至东汉末年的百余年间，或“功”或“罪”，或誉或毁，众说纷纭。9，在所有这些记述、传写与评论中，班固受明帝之命续写《汉书》，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不仅事涉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汉书》能够最终得以完成的转折点。凡述及《汉书》撰写的史籍，无不提及此事。《东观汉记·班固传》中便记载说：明帝将班固“征诸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卒前所续《史记》也。”[17]（班固传）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也反复强调：“帝乃复使终成全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7]（班固传、天文志）而《太平御览》在引录未注撰者姓名的“《后汉书》”的记载时更说：“《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明确指出班固是受明帝之“命”而撰修《汉书》的，即“受命写史”。[18]（史传上）《隋书·经籍志》中也同样明确记载道：班彪撰《史记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14]（经籍志）也就是说，“受命”写史在班固的个人经历中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认可和关注的事实，是《汉书》写作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史实。东汉时期，凡涉及班固生平或其撰史活动的著作和文章，都有可能对这一环节进行记述，出现班固“受命”写史的记载。而此类著作和文章不在少数。10问题在于，古代的书籍，在传抄的过程中，脱漏与误写时有出现。安帝时，邓太后在“诵读”经书及其它书籍的时候，便“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不得不命人“雠校”，于是刘珍等五十余人遂“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7]（和熹邓皇后传、刘珍传）而蔡邕之所以要刊刻《六经》，其原因也在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而与杨赐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刻石立碑，以免谬误流传。[7]（蔡邕传）可见当时书籍传抄过程中的脱误是较为严重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被广泛传写的班固“受命”写史之事，极易在传抄过程中被误写为“受金”写史。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命”、“金”二字，，字型十分相似，开初几笔又完全相同，极易混淆。早在西汉前期，二者的写法便已非常接近，这在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11因而，在传抄过程中，将“受命”写史误抄为“受金”写史，是很容易出现的讹误。主要有两种情况容易造成这一讹误：一是在长期展转传抄的过程中不慎抄错，从而形成错抄，这种情况较为多见。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的《二年律令》中，不仅出现多处衍字、脱字，也出现了错抄。12特别是字型相似而又部分相同的字，更易造成错抄。律文的抄写应当非常慎重，尚且出现错抄，其他书籍的传抄，错抄更难避免；二是由于反复传阅抄写而使字迹受损模糊，因辨认困难而形成的误抄。张家山汉墓（二四七号墓）出土的竹简提示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其《二年律令》第十七号和第二六九号简中的“金”字，由于受损，便很难与“命”字相区分；第三三一号简中的“命”也因受损十分模糊，与“金”字相似。尽管这是长期埋藏地下形成的墓葬损害而非传抄损害，但在字迹受损造成辨认困难而可能最终形成误抄这一后果上，二者是相同的。上述两种情况的存在，使班固“受命”写史的史实很容易在传抄过程中被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就目前所知的记载，最早提及班固受贿写史问题的是仲长统，即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相关记述。但是，仲长统生活的年代去班固逝世已一百余年，百余年间的展转传抄，无论是错抄还是因字迹受损模糊而导致误抄，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而“受命”和“受金”，皆为常见之辞，出现讹误不易发现，致使谬说流传，贻误后代。因而，所谓班固受贿写史，其最大的可能，是在书籍传抄过程中，将班固“受命”写史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而形成的讹误。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指斥受贿写史，一般都会述及具体的“涉案”情况，如受何人之贿，受贿的数量，受贿所涉及的史传篇目等。“诬攻”陈寿索贿者，尚且知道须“编造”出这些具体情节，以便使人深信不疑，诸如索贿对象是丁仪、丁廙之子，索贿数量是“千斛米”，交换条件是为丁氏兄弟“作佳传”，如此等等。[24]（陈寿传）而对班固受贿写史的指责，只说“受金”，具体情节无一字记述。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况说明，所谓班固“受金”写史，原本就是其“受命”写史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讹误，自然不会有具体的情节记述。在中国古代，治史难，做良史尤难，故韩愈有人祸天刑之说。对班固“受金”写史的指责提醒史家，为史者，在治史过程中，除权势的胁迫，私情的困扰，利益的诱惑之外，还有可能“蒙冤”。而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应停止史事的记录和史著的撰写，不能改变对秉笔直书的追求，不能玷污史学“万世公论”的崇高声誉。因为记载历史，坚持直笔，撰写信史，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对于史家而言，不仅是一种学术原则，更是一种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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