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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土木堡之变和京师保卫战的详细情况
谢绝文言文。开始到结束，有详细的战争日期和人物（要是有图更好）。我自己找的时候，总是不全，模糊的描述，令人头疼。先谢谢了。嘿嘿。
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被俘事件。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京师保卫战土木蒙尘，保卫北京明京师保卫战是明朝以于谦为首的军民抵抗蒙古瓦剌军侵犯的正义战争。瓦剌是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三部之一。明朝初年，脱欢统治瓦剌。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子也先继父即太师位，自称淮王。他东征西讨，势力大盛，梦求再现大元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锋芒直指中原的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初，也先遣使2000人向明朝贡马，诈称3000，希图冒领赏物。明廷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了马价。也先闻悉大怒，七月，统率所部进攻明朝，自己率领人马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促亲征。八月初，英宗带领50万大军前往大同迎战，刚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马接连失败，急忙退兵至四面环山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至，从征官员和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廷无主，国无重臣，主力溃散，京师空虚，人心未固之机，继续南攻，企图占取明都城京师，迫明投降。败讯传到京师，举朝震恐，文武百官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命英宗弟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共商国事。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逃。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反对。他说，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他针对危局，奏请确立新君，主持朝政，以固人心。并迅速调集各地勤王兵入援京师，誓死抗击瓦剌军，保卫京师的安全。于谦的主张得到皇太后、朱祁钰及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和支持。经批准，于谦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有了这些人力和财力条件，京师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为了进一步稳定人心，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三个爪牙被激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九月，群臣合请朱祁钰即皇帝位。几天后，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景帝。景帝登位，使瓦剌借英宗要挟明廷的阴谋破产，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京师。东路军2万人从古北口方向进攻密云，作为牵制力量。中路军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军10万人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自集宁经大同、阳和（今阳高），攻陷白羊口（今天镇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明廷得知瓦剌已向京师逼攻，立即戒严京城。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其节制。刘安、王通被赦出狱，协守京师。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亲自督战。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熟知紫荆关关防部署，引导瓦剌军偷越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将韩青、孙祥战死，紫荆关被攻破。瓦剌军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明廷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京师策略。京师总兵官石亨提出：“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于谦认为不可，面对强敌，不能示弱，主张到城外背城迎接敌人，将22万大军列阵于京师九门之外。石亨和范广镇守德胜门（位于城北西侧）；都督陶瑾镇守安定门（位于城北东侧）；广宁伯刘安镇守东直门（位于城东北侧）；武进伯朱瑛镇守朝阳门（位于城东南侧）；都督刘聚镇守西直门（位于城西北侧）；副总兵顾兴祖镇守阜城门（位于城西南侧）；都指挥李端镇守正阳门（位于城南）；都督刘德新镇守崇文门（位于城南东侧）；都指挥汤节镇守宣武门（位于城南西侧）。于谦身先士卒，到防守的重点德胜门亲自督战。军阵布署完毕后，“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顺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置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企图迫使明军献城。于谦暂隐主力，采用小部兵力处处袭击，搅乱敌军。当天晚上，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迎击瓦剌军，杀敌数百人，军威大振，迫使瓦剌军不敢贸然进攻。也先采纳喜宁的建议，借议和诱于谦等人前往迎驾，乘机擒获，明军将无首而溃。于谦一方面派王复、赵荣去瓦剌军营进见英宗，另方面针对朝廷有些人想议和的心理提出，现在只管备战，其他一概不闻。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十三日，也先集中主力进攻德胜门。于谦早料到瓦剌军可能要从这里进攻，就派石亨预先埋伏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只派少量精骑迎战瓦剌军。接战后，佯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待瓦剌军进入明军伏击圈时，范广出敌不意，指挥神机营突发火炮、火铳，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瓦剌军大败，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亡。瓦剌军又转攻西直门，明守将都督孙镗率师迎接。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明军斩敌前锋数人，迫其北退，孙镗又率军追击。瓦剌军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拚杀，一度退到城边。幸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兵前来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这次战斗后，于谦根据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军事力量，命毛福寿于京师西南各要口设置伏兵，以待策应。将领之间要加强联系，互相应援。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受挫后，又在彰义门发动进攻。于谦命武兴、王敬、王勇率军迎战瓦剌军。明军神统、弓矢、短兵前后相继，挫败了敌军的前锋。但明军自己也乱了方阵，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掷砖投石，阻遏了瓦剌军的进攻。明援军赶到，瓦剌军仓皇逃走。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京师旦夕可陷。但经过5天的激战，明军屡获胜利，士气旺盛。瓦剌军屡败，士气低落。而进攻居庸关的5万瓦剌军，因天大寒，明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墙壁结冰，瓦剌军无法进攻。经过7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均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敌无数。也先又听说明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月十五日夜下令北退。于谦命明军乘胜追击，二十四、二十五日明军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固安等地大败瓦剌军。各地人民因不堪瓦剌军的骚扰，也组织起来进行袭击。明军夺回了瓦剌军沿途掳获的许多的百姓和财物。至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围解。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先退走后，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廷内部出现了议和妥协的苗头。于谦沉着谨慎，指出也先的阴谋在于借此向我索取财物，万万不能中敌人的奸计，申戒各边镇将帅要一如既往地做好防御工作。也先在景泰元年（1450年）的几次侵扰边寨均被明军击退。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了改编。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无隙可乘，也先利用英宗进行诱降、胁和、反间的政治阴谋又被明朝识破，拒绝与他议和言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于景泰元年八月无条件将英宗送回北京，恢复了与明朝的臣属关系。这充分显示了于谦领导明军抗击瓦剌军、保卫京师的彻底胜利。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了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明朝军民打败了瓦剌军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保住了京师，使明朝在军事上转危为安。京师保卫战的胜利，除了军民的支持外，于谦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胜不骄，败不馁，临危不惧，自始至终保持清醒头脑，果断沉着，迫使敌军在武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条件下就范。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因而能做到“片纸行万里，无不惴惴效力”。于谦“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发扬光大。选自《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木堡之变http://www.cnbbs.cc/thread-7734-1-2.html京师保卫战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0406/12222533.html
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张秀平毛元佑黄朴民土木蒙尘，保卫北京明京师保卫战是明朝以于谦为首的军民抵抗蒙古瓦剌军侵犯的正义战争。瓦剌是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三部之一。明朝初年，脱欢统治瓦剌。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子也先继父即太师位，自称淮王。他东征西讨，势力大盛，梦求再现大元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锋芒直指中原的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初，也先遣使2000人向明朝贡马，诈称3000，希图冒领赏物。明廷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了马价。也先闻悉大怒，七月，统率所部进攻明朝，自己率领人马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促亲征。八月初，英宗带领50万大军前往大同迎战，刚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马接连失败，急忙退兵至四面环山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至，从征官员和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廷无主，国无重臣，主力溃散，京师空虚，人心未固之机，继续南攻，企图占取明都城京师，迫明投降。败讯传到京师，举朝震恐，文武百官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命英宗弟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共商国事。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逃。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反对。他说，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他针对危局，奏请确立新君，主持朝政，以固人心。并迅速调集各地勤王兵入援京师，誓死抗击瓦剌军，保卫京师的安全。于谦的主张得到皇太后、朱祁钰及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和支持。经批准，于谦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有了这些人力和财力条件，京师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为了进一步稳定人心，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三个爪牙被激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九月，群臣合请朱祁钰即皇帝位。几天后，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景帝。景帝登位，使瓦剌借英宗要挟明廷的阴谋破产，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京师。东路军2万人从古北口方向进攻密云，作为牵制力量。中路军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军10万人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自集宁经大同、阳和（今阳高），攻陷白羊口（今天镇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明廷得知瓦剌已向京师逼攻，立即戒严京城。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其节制。刘安、王通被赦出狱，协守京师。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亲自督战。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熟知紫荆关关防部署，引导瓦剌军偷越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将韩青、孙祥战死，紫荆关被攻破。瓦剌军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明廷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京师策略。京师总兵官石亨提出：“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于谦认为不可，面对强敌，不能示弱，主张到城外背城迎接敌人，将22万大军列阵于京师九门之外。石亨和范广镇守德胜门（位于城北西侧）；都督陶瑾镇守安定门（位于城北东侧）；广宁伯刘安镇守东直门（位于城东北侧）；武进伯朱瑛镇守朝阳门（位于城东南侧）；都督刘聚镇守西直门（位于城西北侧）；副总兵顾兴祖镇守阜城门（位于城西南侧）；都指挥李端镇守正阳门（位于城南）；都督刘德新镇守崇文门（位于城南东侧）；都指挥汤节镇守宣武门（位于城南西侧）。于谦身先士卒，到防守的重点德胜门亲自督战。军阵布署完毕后，“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顺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置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企图迫使明军献城。于谦暂隐主力，采用小部兵力处处袭击，搅乱敌军。当天晚上，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迎击瓦剌军，杀敌数百人，军威大振，迫使瓦剌军不敢贸然进攻。也先采纳喜宁的建议，借议和诱于谦等人前往迎驾，乘机擒获，明军将无首而溃。于谦一方面派王复、赵荣去瓦剌军营进见英宗，另方面针对朝廷有些人想议和的心理提出，现在只管备战，其他一概不闻。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十三日，也先集中主力进攻德胜门。于谦早料到瓦剌军可能要从这里进攻，就派石亨预先埋伏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只派少量精骑迎战瓦剌军。接战后，佯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待瓦剌军进入明军伏击圈时，范广出敌不意，指挥神机
就是打仗
哈哈,碰到了。正好在看《正说明朝十六帝》，里面有讲到这段，还算比较详细！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明朝大宦官王振怒其诈，削减马价，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唆使下，草率决定亲征。这次亲征，英宗本意是效仿其曾祖父成祖的5次亲征蒙古壮举。七月十五日，英宗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率大批官员，挑选精兵50万出师迎敌。八月十三日，大队人马驻扎在土木堡，旋被也先部队包围。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十五日，明军被蒙古军击败，50万大军伤亡过半，公侯大臣死难者甚众，可怜英宗也被也先掳去，转瞬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成了阶下囚。英宗被俘，也先视为奇货可居，好吃好喝好待遇，想以此来要挟明王朝。而明朝这边，在英宗被俘后，于谦等人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史称景帝或代宗。经过一番较量后，原本被视为奇货的英宗变成了空质，也先于是有送英宗南归之意。然而，景帝对英宗南归并不积极。后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的内容，不提迎复英宗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礼物。杨善只好变卖自己的家产，购买礼物。在他的积极斡旋下，英宗才得以平安归来。但是，在迎接朝见英宗的礼仪上，景帝又与大臣产生了矛盾。景帝认为礼仪过重，应该从简。大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英宗自己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肃宗禅让之礼，英宗、景帝之间禅让。随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开始了长达7年的幽禁生活。这7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直到景泰八年（1457）元月，石亨、徐有贞等人趁景帝病重之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辟。北京保卫战在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之后，大明王朝处于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即位的景帝给了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于谦也深知责任重大，毅然挑起了抵御蒙古铁骑、保卫北京的重担。经过土木之役，“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奏请将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沿海备倭军、运粮军以及剿捕农民起义军的明军急驰北京增援，同时为了不让粮草落入也先手中，下令将北京城东60里的通州仓粮移入京城。然而，通州仓积粮甚多，非大量人力、物力恐无法短期内搬运完毕。这时应天巡抚周忱建议令人自取，于谦奏请景帝准许文武京官、军兵预支通州仓粮，令其自取，能够多运者还给给予白银、布匹奖励。如此，通州仓很快就被搬运进了京城。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人心得以安定，也为不久的战斗做好了物质准备。在如何进行北京保卫战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在北京城外挑建城壕以抗拒也先；总兵官石亨坚持坚守城池、闭门不出、以逸待劳的办法；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则示弱于人，也先会更加猖狂。于谦的意见得到了景帝的支持。于谦遂分诸将率兵22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命诸将皆受石总兵官的节制，自己则身批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随后，他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此外，他还注意提高军兵的士气，“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在安排京城防御的同时，于谦还加强了北方重镇的防务。宣府、大同是明朝抵御蒙古进攻的最重要的军镇，也是北京城的屏障。于谦十分重视这两处军镇的防守，奏请景帝加封镇守宣府的总兵官杨洪为昌平伯，全权负责宣府的防务，并谕奖宣府巡抚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当时，宣府成为一座孤城，直接暴露在也先兵锋之下。城内人心惶惶，有议弃城者，官吏军民争先逃脱。罗亨信仗剑坐在城门下，下令敢有出城者立斩，整饬军务，严阵以待。镇守大同的为郭登，是明初开国元勋武定侯郭英的孙子。由于总兵官刘安私自逃回京师，被弹劾下狱，郭登被任命为总兵官。大同城内军兵多战死，郭登吊死问伤，亲自为受伤的士兵裹伤敷药，深得士兵的爱戴。他日夜操劳，鼓舞将士奋力抵御，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有了这些抵抗，也先军十月十一日才兵临北京城下，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却见到明军严阵以待，未敢贸然进攻，而是采取被俘投降的明宦官喜宁的建议，声称是送英宗回宫，借以打探明廷的虚实。景帝和于谦等众位大臣明知其中有诈，又不能怠慢了英宗，只好派人朝见英宗。也先要求明朝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谈判，并大肆索要钱财。当时，景帝和一些大臣犹豫不决，在动武和媾和之间徘徊。于谦识破了也先的威逼利诱和讹诈的手段，坚决主战。景帝也放弃了幻想，充分备战。十三日，也先率兵猛攻德胜门，准备一鼓作气冲进北京城，不想却陷入了于谦精心准备的埋伏中，损失惨重。也先的弟弟也被创身亡。随后，也先又先后指挥瓦剌军进攻西直门、彰义门等处，结果都被明军击败。连续进攻了5次，瓦剌军无一胜绩，士气大跌。也先见北京城在轮番攻击下岿然不动，又担心后路被断，遂于十五日拔营北逃。杨洪、孙镗等人又先后在霸州、固安等地乘胜追击，夺回被掠夺的人口一万多人。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回塞外，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北京保卫战，使得瓦剌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也先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北京保卫战，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防御体系，加强了北方防御力量，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明朝疆域内，人民获得了难得的安宁，生活和生产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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