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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问题
迁都洛阳的目的为什么不是减少变法阻力而是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
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有穿汉服，与汉人通婚，写汉字等促进民族大融合的项目，所以加强了黄河流域的统治。
加强了黄河流域的统治。
因为变法的目的就是加强对汉族的统治，巩固王权，因而迁都就正是变法的措施之一，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北方汉族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虽然迁都洛阳可以减少变法阻力，但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加强了黄河流域的统治和汉化政策有穿汉服，与汉人通婚，写汉字等促进民族大融合的项目，所以加强了黄河流域的统治。
浅析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原因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献文帝拓跋弘之长子，公元471年即位登基。他在祖母文明太后冯氏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在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死后，北魏汉化改革的重任遂落到孝文帝的肩上。为了改变政治环境，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太和十七年（493）八月，孝文帝以南伐为名，领20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利用群臣怕与南方打仗的想停止进军的心理，要求以迁都洛阳作为停止南伐的交换条件。群臣只好应许。随后，孝文帝任命大臣修建新都。太和十八年（494）十月，孝文帝奉祖宗牌位，迁都洛阳。在平城及附近地区设置恒州，于平城设代郡。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原因何在？一般来说，城市具有政治影响、经济发达、文化辐射、交通便利、军事防御的功能。而都城，具备特殊作用的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它必须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多数情况下，又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可以说，都城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而北魏在孝文帝时期正处在由游牧文明逐步向封建文明转变的阶段，国家的都城的中心功能必须向政治中心及文化中心转移，这样才能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以期统一整个中国。北魏从道武帝建国（383），其后进入中原（398），到太武帝时又统一黄河流域（419），及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统治中原将经历一个世纪。但自北魏统一北方后，实行“文治”即建设封建文明体制及文化的要求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连孝文帝都知道：“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2]”可见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其统治下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也在逐渐地缓慢地发展。另外在北魏统治的一百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向了以和他敌对的南朝为中心。孝文帝希望能在政治上与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在政治上与之相抗衡。太和十七年（493），南方士族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在邺城受到孝文帝的接见，并从此受其器重。由此可见，孝文帝渴望拉拢南方汉族士族的支持，从而进行汉化改革。但是，旧都平城却因自身局限无法承担改革而“光宅中原”的重任。而洛阳正是“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是孝文帝理想的文治之地。迁都洛阳，便可光宅中原。从平城与洛阳两城的比较，我们便可知道孝文帝何以都洛阳而弃平城了。平城，位于山西省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之中，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踞天下之背”，且北踞方山，西踞武州山，南带桑干河，形势险峻，是边塞要冲，中原地区的北大门，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3]。这是游牧民族占领、攻打异族的重要根据地，却不利于北魏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虽然它在北魏前期作为都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到北魏中期以后，北方的另一支少数民族，蠕蠕（柔然）逐渐壮大，经常进犯北魏云中地区一带，威胁到平城。如《魏书》所载：延兴二年冬十月，“蠕蠕犯塞”；延兴三年，七月“蠕蠕寇敦煌”，十月“蠕蠕犯边”；延兴五年七月，蠕蠕再次“寇敦煌”[4]。到太和年间，蠕蠕诸如此类的进犯还有不少。这样蠕蠕的进犯给都城平带来直接的威胁，迁都就可以避免蠕蠕的直接攻袭。另外，它地处偏北，政治影响无法遍及中原地区，不利于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随着北魏的不断扩张与强大，平城的政治功能却不断在弱化。另一方面，平城位于我国北方，地势高寒，气候偏于寒冷，不利于农业生产，且常发生水旱疾疫之灾，如：承明年间，发生牛疫，耕牛死伤大半。太和十一年（487）六月的诏书曰：“春早至今，野无春草。”[5]另外，平城土地资源有限，除大同盆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为农业生产基地外，代北其他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相对而言，平城的居住环境不如中原地区了。但在平城时代，由于不断地将中原的汉族与其他各地的游牧民族迁到平城，使平城畿内（相当于今山西的大同、朔州两市所辖范围）的人口急剧增长。据李凭的统计，平城时代畿内的人口数量不低于150万[6]。因而平城的生活物需生产能力却是不能满足其人口粮食及其他供给的。另外，平城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不是很便利，不利于及时从外地对平城进行粮食供。更重要的是，平城作为一个边塞城市，它缺乏传统汉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它是北魏游牧文明发展的根据地，却没有封建文明的积淀。平城封建文化的缺乏，无法对整个北方、中原地区进行政治影响，文化辐射。且平城是守旧鲜卑贵族的阵营，在这里进行汉化改革，阻力重重。为了争取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迁都。这就注定了平城将丧失都城的地位。与平城不同，洛阳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居天下之中”，“阃域中华，道理辐辏[7]”，利用伊水、洛水可以通漕四方。从大范围看，洛阳地区属于一个盆地。它北有天险黄河，背依黄河边的邙山，中间有洛水和伊水流，西为连接关中平原的函谷关，华山的狭窄通道，也是天险，南有嵩山和龙门，东接平原，但也有一处关口——虎牢关，又名武牢关，在现荥阳县汜水两岸，处东西交通要道，南迎嵩山，北拒广武山，西与北利于防守。而洛河平原与邙山，水量充足，土地肥沃，树林葱茂，东南方向可以通过黄河、汉水、淮河上游，直达华中与东南沿海，在军事、经济、交通上都是一处适于建都的地区[8]。作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一旦控制了洛阳，就等于控制了中原地区。另一方面，孝文帝迁都洛阳是看中洛阳能通四方之漕运，便于其进行对南朝的征伐，故都洛将事关军国大计问题。如《魏书》五三卷《李冲传》有云：“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地，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有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在同书七九卷《成淹传》说到，在高祖幸徐州时，命令成淹等人主舟楫，以泛泗入河，溯流还洛。但是，淹以黄河峻急，怕有危险，乃上书陈谏。高祖赦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剩流，所以开百姓之山。”由此可以看出，孝文帝把洛阳的漕运既看作是南伐的重要便利因素，又将其看作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认为，都洛是关系军国大计的问题。然而，这个目的要实现，须在鲜卑贵族汉化之后[9]。同时，与平城偏于寒冷的气候对比，洛阳相对暖和些。另外由于在经济、交通方面上的便利，洛阳可以很好地解决人口问题及粮草运输问题，这样，洛阳显然比平城更适宜人们居住。洛阳不仅仅在交通、气候、经济的条件上比平城优越，更重要的是洛阳的政治影响力及其深厚的汉族文化积淀。从东汉到北魏期间，共有东汉、曹魏、西晋三个王朝定都于此。其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可见一斑。而且，都洛阳可以避开鲜卑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进行彻底的汉化改革，推进拓跋族的前进。另外，都洛阳还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在文化影响上，洛阳地区是我国文明起源之一。自殷商以来，洛阳一直我国汉族文化的中心之一，其拥有着深厚积淀的文化底蕴。如在东汉时期，洛阳的太学鼎盛一时，到西晋时代，太学在洛阳依旧有很好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洛阳的文化影响不是一般古城能比及的，更不用说平城了。正是由于洛阳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洛阳完全符合游牧文明逐步向封建文明转变所需要的国家都城向政治、文化中心转移的条件。可以说，洛阳无论是在政治影响上还是在文化辐射上，均可充当北魏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从上面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孝文帝何以都洛阳而弃平城的原因了。但是，笔者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的人民起义。自北魏统一北方以来，各族人民就进行不断的起义反抗。从孝文帝即位之年（471）到太和十七年（497）二十二年间，《魏书》上记载的人民起义有：延兴元年（471），九月，青州高阳有封辩为首的农民起义；十月有曹平原为首的石楼堡起义；十一月，齐州平陵有司马小君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二年（472），光州有孙晏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三年（473），十二月齐州有孙晏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五年（475），九月，洛州有贾伯奴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月，豫州有田智度为首的起义。承明元年（476），冀州有宋伏龙为首的农民起义；太和元年（477），正月，秦州略阳有上元寿为首众至五千余家的农民起义；十一月，怀州有伊祈、苟初为首大的农民起义。太和五年（481），二月，首都平城有沙门法秀招结奴隶，策划起义。太和十三年（489），正月，兖州劳山有王伯恭为首大农民起义。太和十四年（490）五月，平原郡有沙门司马惠御为首的农民起义。太和十七年（493），七月，孝文帝南侵，北地人支酉在长安城北西山起义，秦北民王度人起兵响应，秦雍间七州人民皆响应，起义人众至十万。而这些起义的地区遍于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各省。对于不断涌起的人民起义，孝文帝除了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减轻租调外，必须将首都迁至关内来，以便更好地“镇压”人民起义，更好地巩固鲜卑拓跋族的统治。而定都在中原地区的中心——洛阳，便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北魏迁都洛阳不仅仅是其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孝文帝个人战略才华的体现。从历史进程上看，定都洛阳是孝文帝开展大刀阔斧改革的重要阶段。如果孝文帝个人本身没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的话，那他也不可能想到要离开居住已久的拓跋旧都而进入中原地区的核心来进行改革。从孝文帝的改革成绩，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谋略。如果不是孝文帝本身的政治才能及发展远见，或许就没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说了，即使有，也不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总之，历史的发展固然有着其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但同时历史也是由人来创造的。所以，北魏迁都洛阳既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孝文帝改革作为的结果。--------------------------------------------------------------------------------[1]钱应镠：《南北史话》，北京出版社，1980年，p81[2]《魏书》一九卷，《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3]陈新海：《北魏初期的都城——平城》，《中国古都研究（七）》，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p278[4]《魏书》，卷六，《高祖记上》[5]同上，卷七，《高祖记下》[6]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7]《史记》卷四，《周本纪》[8]汪德华：《凭吊洛阳、长安两京——古代城市规划传统思想探源》，《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03期[9]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p255参考书目：魏收（北齐）：《魏书》，中华书局校勘本，1974年李延寿（唐）：《北史》，中华书局校勘本，1974年杨炫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陈新海：《北魏初期的都城——平城》，《中国古都研究（七）》，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钱应镠：《南北史话》，北京出版社，1980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韩国磐著：《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郑学檬、蒋兆成、张文绮著：《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汪德华：《凭吊洛阳、长安两京——古代城市规划传统思想探源》，《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03期张振玉：《北魏首都洛阳城市经济》，《华夏文化》，1997年04期徐金星：《关于汉魏洛阳故城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03期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历史功绩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这其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鲜卑族，该民族自东汉以来，经常与汉人接触，不仅占据匈奴故地，而且据有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大遍土地，由于拓跋氏的掘起，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为主人的北魏政权。那么，为何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权要实行汉化过程呢？这还得从其鲜卑族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说起。鲜卑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国考古学家在内蒙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内麓，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由此证明鲜卑起源于此。最初拓跋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自拓跋圭后的强大，原始社会解体，步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又由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过渡到封建社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依据”。拓跋氏本系游牧为生，由北向南推进中，接触到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从游牧业转向农业的同时，亦必然弃逐水草而居转向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乎，为进一步改变落后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在孝文帝时代掀起汉化运动的高潮，亦就成顺理成章之事了。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孝文帝迁都的目的和意义，自拓跋圭定都平阳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阳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再次进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在孝文帝实施汉化运动过程中，最重要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的宣导民从说汉语，穿汉服了！作为一国之君的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可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吾…………。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于是定于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罗女均需改为穿汉装。一次，孝文帝至邺城考查，他看见一位妇女在车上没有穿汉服，他责令返，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才犹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见孝文帝对于禁胡服，穿汉装之重视程度。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孝文帝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迁都洛阳北魏自从太武帝死去后，政治腐败，鲜卑贵族和大商人压迫人民，不断引起北方人民的反抗。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6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由祖母抚养并代为摄政。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魏孝文帝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农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改革汉化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心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第一：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第二：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第三：公元496年，下令改鲜卑复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称为元宏。还把其他的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4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5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4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直到唐朝，武则天修《姓氏录》，才彻底否定了门阀制度。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孝文帝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起同期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鲜卑族的汉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还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历史事件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信仰佛教，对政治极其厌恶，总是想超脱俗世，去修身养性。所以，公元471年，拓跋宏才5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6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冯太后对拓跋宏一直存有戒心，拓跋宏聪慧早熟，冯太后担心他长大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并不喜欢他。有一次，她听信谗言，杖罚了幼小的拓跋宏。又有一次，冯太后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屋子之中，3天不给饭吃，还打算废掉他。后来因为大臣穆泰的劝阻，拓跋宏才保住了皇位。拓跋宏3岁时生母就被赐死，所以一直都不知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他生性孝顺，因为从小就跟着冯太后，就一直把冯太后当亲生母亲一样。所以，虽然冯太后对他并不很疼爱，但是拓跋宏却真可以算是冯太后的肖孙，即使被责罚也毫无怨言。
因为洛阳是汉族文化交流中心，北魏人民可以更好的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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