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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史记的意义

时间:2010-9-29 专题:司马迁
司马迁写史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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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为后代留下了千年绝唱!让我们能够洞悉数千年前的事情./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的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做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400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行记载表彰。我做了太史令,却没有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竞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孝,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收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36岁。父亲的遗命指引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1完成父亲的嘱托2让自己不比鸿毛轻3让后人可以看到这3000余年是怎样(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ca>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10088.htm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的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做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400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行记载表彰。我做了太史令,却没有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竞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孝,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收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36岁。父亲的遗命指引了他一条伟大的路完成父亲的嘱托2让自己不比鸿毛轻3让后人可以看到这3000余年是怎样(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南)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10岁“诵古文”,20岁开始游历,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仕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汉武帝元封八年(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博览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档案和文献。太初元年(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在《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捕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掌管皇家机要文件),发愤著书,前91年完成《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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