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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甘露之祸”指的是什么?_

时间:2010-10-7 专题:仇士良

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唐朝后期,隐患丛生,矛盾激化,特别是宦官掌握了禁军,把持着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竖操纵。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懿宗李漼(音cuǐ)由宦官王宗实拥立;僖宗李漼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拥立之外,宦官还操有弑杀之权。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天子式微,阉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弑二主、杀一妃和四位宰相,贪酷暴虐20余年,恩宠不衰,因他有一套驾驭皇帝、篡权自大的方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仇士良告老退休,众宦官以隆重之礼送他还府。他为了表示对众宦的感谢,将自己数十年来专权乱政的经验传授给他的徒子徒孙。他说:“天子不能够让他闲暇起来。若有空闲时间,他一定会阅读古今书籍,会见有知识的大臣,接受大臣们的治国方略。政治经验丰富了,就会深谋远虑,对财宝器玩的爱好也会减弱,游幸声色的兴趣也会降低,而我们的恩遇必然渐薄而权也必然渐轻了。为了你们的前途着想,莫若多方搜寻奇珍异宝,多多豢养猎鹰猎马,每日用击球、打猎、娱声、幸色的办法去蛊惑皇帝,让他在声色娱乐之中,耽侈求靡,沉沦下去。这样他必然厌恶经书中的治国之道,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充耳不闻,朝廷内外的一切大权自然控制在我们宦者手中。这样一来,我们手中的恩泽和权力谁能夺得去呢?”这的确是为宦之道的经验之谈,难怪他二十多年作威作福而恩宠不衰。由此可见,中唐时期,天子只是宦官手中用来争权夺利的玩物,稍不惬意,就可以废旧立新。唐敬宗李湛只做了3年皇帝就被杀掉,唐武宗李炎只做六年皇帝就被废掉。这就是宦官杨复恭狂妄叫嚣“定策国老,天子门生”的缘由了。无怪唐文宗受宦官之辱经常涕泪沾巾,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即位伊始,将宫中的道士纪处玄、杨冲虚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岭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又诏令凤翔(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淮南(今安徽寿县)二道的官吏将此前选进皇宫的女乐24人遣归原籍。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又从后宫放逐宫女3000人,裁撤教坊乐工、内监1270人,并将供皇室打猎使用的五坊鹰犬统统放掉,还诏令禁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宝物珍玩绢绣。唐文宗的这些作为,是对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声色狗马珍玩以蛊惑人君的“为宦之道”的一种反击。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材,改变朝廷由宦为主的官吏结构。大和二年,唐文宗诏令举行“直言极谏科”的策试,举子刘蕡(音fén)的《直言极谏策》五千余言,对宦官乱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谈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现状时说:“以亵近(指宦官。亵:音xiè)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举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权,被五六名宦官把持着,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刘蕡的对策论及贪官污史时说:“百姓对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敌。现在国家困穷,黎民流散,盗贼井起,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危在旦夕。”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是“勒令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之徒,从事农业种植工作,节省那些不必要花费的钱财,救济社会上的穷困百姓。”刘蕡之言,语语切中时弊,是一篇极有见地的策论。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他在朝廷任职;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预,怕危及自身的安全。大和末年,文宗设谋铲除宦官势力,刘蕡对策中的意见,显然发生了影响。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锡为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命宋申锡为相。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累官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浇薄,朋党骤兴之际文宋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大义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火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则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驻,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吏看后奏称,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上。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株灭宦官的“甘露之变”事件。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贾、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这些官吏还遭灭族之祸,株连甚众。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更加专横,皇帝更加受辱,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

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唐朝后期,隐患丛生,矛盾激化,特别是宦官掌握了禁军,把持着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竖操纵。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懿宗李漼(音cuǐ)由宦官王宗实拥立;僖宗李漼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拥立之外,宦官还操有弑杀之权。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天子式微,阉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弑二主、杀一妃和四位宰相,贪酷暴虐20余年,恩宠不衰,因他有一套驾驭皇帝、篡权自大的方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仇士良告老退休,众宦官以隆重之礼送他还府。他为了表示对众宦的感谢,将自己数十年来专权乱政的经验传授给他的徒子徒孙。他说:“天子不能够让他闲暇起来。若有空闲时间,他一定会阅读古今书籍,会见有知识的大臣,接受大臣们的治国方略。政治经验丰富了,就会深谋远虑,对财宝器玩的爱好也会减弱,游幸声色的兴趣也会降低,而我们的恩遇必然渐薄而权也必然渐轻了。为了你们的前途着想,莫若多方搜寻奇珍异宝,多多豢养猎鹰猎马,每日用击球、打猎、娱声、幸色的办法去蛊惑皇帝,让他在声色娱乐之中,耽侈求靡,沉沦下去。这样他必然厌恶经书中的治国之道,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充耳不闻,朝廷内外的一切大权自然控制在我们宦者手中。这样一来,我们手中的恩泽和权力谁能夺得去呢?”这的确是为宦之道的经验之谈,难怪他二十多年作威作福而恩宠不衰。由此可见,中唐时期,天子只是宦官手中用来争权夺利的玩物,稍不惬意,就可以废旧立新。唐敬宗李湛只做了3年皇帝就被杀掉,唐武宗李炎只做六年皇帝就被废掉。这就是宦官杨复恭狂妄叫嚣“定策国老,天子门生”的缘由了。无怪唐文宗受宦官之辱经常涕泪沾巾,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即位伊始,将宫中的道士纪处玄、杨冲虚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岭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又诏令凤翔(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淮南(今安徽寿县)二道的官吏将此前选进皇宫的女乐24人遣归原籍。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又从后宫放逐宫女3000人,裁撤教坊乐工、内监1270人,并将供皇室打猎使用的五坊鹰犬统统放掉,还诏令禁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宝物珍玩绢绣。唐文宗的这些作为,是对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声色狗马珍玩以蛊惑人君的“为宦之道”的一种反击。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材,改变朝廷由宦为主的官吏结构。大和二年,唐文宗诏令举行“直言极谏科”的策试,举子刘蕡(音fén)的《直言极谏策》五千余言,对宦官乱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谈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现状时说:“以亵近(指宦官。亵:音xiè)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举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权,被五六名宦官把持着,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刘蕡的对策论及贪官污史时说:“百姓对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敌。现在国家困穷,黎民流散,盗贼井起,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危在旦夕。”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是“勒令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之徒,从事农业种植工作,节省那些不必要花费的钱财,救济社会上的穷困百姓。”刘蕡之言,语语切中时弊,是一篇极有见地的策论。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他在朝廷任职;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预,怕危及自身的安全。大和末年,文宗设谋铲除宦官势力,刘蕡对策中的意见,显然发生了影响。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锡为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命宋申锡为相。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累官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浇薄,朋党骤兴之际文宋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大义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火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则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驻,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吏看后奏称,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上。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株灭宦官的“甘露之变”事件。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贾、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这些官吏还遭灭族之祸,株连甚众。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更加专横,皇帝更加受辱,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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