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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什么时期的人
宋朝人（1130——1200）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一、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60岁以后自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坪）龙溪县，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卒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从朱熹的家世来看，其祖辈世代做官，为“婺源著姓，以儒传家”，其家族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据江永编著的《近思录集注·考订朱子世家》记载：“唐末，有朱古寮者，世为婺源镇将，因家焉。”自朱古寮传至朱森为第七代，是朱熹之祖父，“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为朱熹之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不到20岁就中进士，授建州政和尉，后来“因召对，称善，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嗣后在吏部做官，他曾上疏极力反对秦桧与金人议和，最后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喜欢研究历史，“取经子史传，考其兴衰治乱，应时合变”。他也是一位理学家，是罗从彦的学生，学习过杨龟山（时）所传的河洛之学，其著作有《韦斋集》12卷，外集10卷。但朱松在朱熹出生的那年就失去官职，只好以教学为生，家境比较困难，更为不幸的是，当朱熹14岁时，其父就去世了。年少的朱熹，只好遵照遗嘱的安排，依靠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过日子。从朱熹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读书、讲学和注释儒家经籍。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比其他方面更为卓著。虽然多次担任地方官职，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他自24岁开始做官，到71岁去世，共被授官20余次，而由于权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10年，在朝做官40天。可见，其仕途坎坷，很不顺意。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朱熹在学习上的勤奋用功，可以从《年谱》的记载中得知一二。据记载，当他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悚然警厉自发”，决心“以铢累寸积而得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中庸》第二十章中的话。其原文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段话是指导人们做学问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所谓“博学之”就是要广泛地汲取各种知识；所谓“审问之”就是学习过程中须详审察问，把不明白的问题弄清楚；所谓“慎思之”就是指思考问题须在慎字上下功夫；所谓“笃行之”，就是要把所学的东西认真付诸实行。《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它讲的学、问、思、辨、行本来是学习和实行圣贤们的学说和道德规范。但作为一般的为学方法来看，上述要求对我们是具有借鉴作用的。朱蕉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能够按照这个途径和方法去实行。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某自十六七时，下功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凭地硬著力去做，自今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吮了多少年苦读书。”（《年谱》卷1）、由于学习上进步很快，他在18岁时就考上建州乡贡，19岁又考中进士。取得进士资格以后，朱熹继续勤奋读书。24岁时，朱熹竞徒步数百里，求学于当时著名理学家、他父亲的同学李侗。公元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李侗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高足弟子，而罗从彦则是二程著名弟子杨时的学生。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便潜心于理学的研读，很快就成为李侗的得意门生。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这样，朱熹终于全面继承了二程理学，并且进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了宋明理学家中的最高代表。朱熹年轻时，读书的范围十分广博，除四书、五经外，对先儒的书乃至诸子百家、禅、道《楚辞》、兵书、史书无不涉猎，并且还吸取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他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的大学问家。二、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22岁，官授左边功郎，被派往泉州同安县为主簿。他在任职期间，主要是认真为封建国家催收赋税，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他纠正了当地贫民因“贫不能聘”而行的“引伴为妻”的陋习。他还积极搜集藏书，在同安建立了“经史阁”和“学宫”，招收生徒进行讲学，并以《周礼》、《仪礼》和唐、宋礼制为蓝本，绘制了礼仪、器用、衣眼等图，教授学生习用。此外，也协助当局镇压过一次饥民暴动。朱熹为官正直，能体察民情。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朱蕉在做官期间，由于能够体察民情，对于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的任务虽然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但又竭力反对那种“竭泽而渔”的政策。公元1178年，他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就在上任的那年，南康发生灾荒，朱熹发布了《劝谕救荒文》，劝导富裕之家要同情和救济他们的佃客，“务令民食”，应将余粮以公平的价格和足够的斤两开卖给农民，不使有“流移饥饿之患”。同时要求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不要离乡流亡。若有不轨，“定当追捉”。他又竭诚上奏，恳求朝廷免征星子县的税钱，并要求上级拨支钱粮修复该地长江沿岸堤防，用以工救饥的办法缓解口粮问题。自此以后，朱熹得出经验，认为要安抚百姓，使他们不犯上作乱，就必须恤民。公元1180年，他又上《封事》，请朝廷“恤民”，“省赋”。公元1181年8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到浙东后，他不带随从人员，单车微服，去四方察访民情，“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宋史》本传）。经过察访，朱熹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因受残酷剥削和灾荒而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凄惨现象，同时得知一些地方官的贪赃枉法行为。为此，他大胆奏劾了绍兴府一个官员偷盗赈救饥民官米4160石的犯罪事实，又弹劾了衢州守臣李峰隐瞒灾情和谎报政绩的事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朱熹发现当朝宰相王淮的亲戚，吏部尚书郑丙和和侍御史张大经的密友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钱粮，伪造官会”等诸种罪行之时，能够不顾自身安危，连续六次上疏弹劾，终于逼迫王淮撤去了唐仲友的官职。与此同时，他又雷厉风行地下令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还惩罚了一些暴虐乡民的恶棍土豪。在浙东任上，朱熹也上疏要求孝宗“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粢之本”，诏谕户部减免欠税，撤去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吏，“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宋史》本传》）以期达到“下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的目的。公元1189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到任以后，便“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制钱四百万”（同上），在漳州任期内，他又提出了“行经界”的主张，要求核实田亩，绘图造册，为什么要行经界？这是因为一些贫苦农民的田产早被官僚地主兼并，造成了“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田产被人夺走，税额仍在失去土地的农民头上，使“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税计不足之患”（《文集》卷21，（经界申请司状》）。这种情况，不仅贫苦农民深受其害，而且给国家造成坐失常赋，出现“岁计不足”的财政困难。故朱熹认为，若能“正板籍”，核实业户田亩，实行“随亩均产”，则既可减少佃民的痛苦，又可增加政府的收入。然而，由于这种办法有损于豪民利益，因而遭到了大官僚地主的反对，未能实行。上述事迹，说明朱熹在各地作官期间，表现了他的卓识远见，能够不畏强暴，以一定的魄力去反对邪恶势力，也提出了一些补救时弊的正确主张，同时还做了一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这虽然是为了从根本利益上巩固赵家王朝的统治，但比起那些昏庸腐败的官员来说，却显示了朱熹的正直和远见卓识。但也应指出，朱熹作为一个笃行道学的封建卫道者和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其根本立场，还是与农民相对立的，因为他最恨人民“犯上作乱”，所以每当“饥民”或“流民”聚众闹争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三、力主推行理学竟遭落职罢祠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加之他在政治道路上举步艰难，所以其结局十分不妙。然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却表现了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至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臣民。这些意见虽受到孝宗的赞许，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又应诏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年谱》卷2）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督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贿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同上）这次上疏，虽是耿直之言，但却触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帮他说情，这才免于治罪。此后不久，朱熹便感到其理想难于实行而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经学，讲论义理。不过，他并未就此罢休，还是继续向孝宗进言国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史》本传）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称于时。《封事》说：“今天下大势，如人有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踞于其间。是以纲纪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此《封事》达于宫中，孝宗已就寝，又立即起床，秉烛披阅，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虽力辞未就，但说明这次上奏得到了重视。宁宗即位之后，朱熹得到提倡理学的宰相赵汝愚推荐，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为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向宁宗大谈“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上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文集》卷14，《经筵留身而陈四事札）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本传）。这更使宁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职务。此后，他只好回到家乡，专心从事讲学著书。不久，赵汝愚也受到实权人物韩囗胄等人的排挤而失去相位。接踵而来，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指控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落职罢祠”（取消做官资格）的处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禁书。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同时又制定了《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执4人，待制以上13人，其他官员31人，武臣3人，士8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但朱熹却能镇静自若，照常“讲学不休”，直至老死。四、朱陆鹅湖论学理学殊途同归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朱熹的理一元论把自然界和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思想、行为准则都归结为“理”的体现。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多读书，“泛观博览”去达到对“理”的认识。由于这种方法十分复杂繁难，必须下最大功夫才能达到目的，因此陆九渊觉得它大支离烦琐，按照他的“心即理”观点，他主张求理不必向外用功，只须“自存本心”，“保吾心之良”，就可以达到对“理”的把握。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我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会议开始，陆九龄首先发难，作诗表明观点：孩提知爱长知亲，古圣相传只是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朱熹听了一半，就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字）早已上子静（陆九渊字）船了也。”辩论开始，陆九渊再用一诗和陆九龄以表白自己的观点：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大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陆氏兄弟把他们的为学之方标榜为“易简功夫”，而讥笑朱熹的治学之道是“支离事业”。陆学是从“心即理”的宗旨出发，认为朱熹的“泛观博览”和“即物穷理”的认识途径是支离烦琐，不切实用，因而主张“切已自反”，“发明本心”，这就是他们的“易简功夫”。实际是一种直觉主义认识方法。朱熹听了陆氏兄弟的诗，很不高兴。会议进行了三天，双方各持己见，最后只好不欢而散。事后，朱熹批评陆九渊说：“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若认得一个心了，方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便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语类》）这个批评对陆学来说，真是击中要害了。鹅湖之会虽然只辩论“为学之方”，但也涉及两派在心物、心理关系上的分歧。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所以要通过“泛观博览”和“格物致知”而达到对理的认识；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即理也”，所以主张通过向内用功“发明本心”去达到对“理”的体认。鹅湖之会以后，两派继续进行辩论。主要是对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等问题的分歧。朱熹讲“无极而太极”，强调“无形而有理”，其目的在于说明“理”是形而上的，贯通万物的根本。陆九渊不同意朱熹的说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形上形下。在陆九渊看来，太极就在心中，心就是理，就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不承认心外有道。因此，陆九渊指责朱熹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全是多余。通过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的辩论，充分表明：在本体论上，朱熹属于客观唯心论者，陆九渊是主观唯心论者。从哲学基本问题上讲，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从治学目标上看，他们都是为封建主义的统治制度制造理论依据。对这一点，后来黄宗羲做了正确结论，他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宋元学案·家山学案》）总之，朱、陆在学术上的分歧，不属于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而是殊途同归。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五、倡办文化教育重建书院学规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倡办文化教育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宣扬维护封建制度的政治伦理思想，传播儒家的道德文化，但也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后世的贡献，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朱熹重建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的事迹，以窥见其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一斑。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此处曾经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南唐开始在此建立学舍，号为庐山国学，宋时又在此建立书院。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朱熹知南康军时，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并拨款重建了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他特为书院订立了学规，又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对他们诲诱不倦。从朱熹的学规（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基本精神上看，主要是按照圣贤的教导要求学生。第一条：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第二条：以《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第三条：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第四条：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第五条：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些学规的内容，完全在于实行封建的纲常伦理，它总结了孔孟以来儒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因此，这个学规就成了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北宋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然而这个书院在朱熹来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实亡。那时潭州已是“师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文集》卷100）。朱熹来此之后，虽然政务烦忙，仍积极抽出时间着力恢复书院，又亲自参加讲学。他还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这说明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对书院的建设付出了很大的力气，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所书院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一处著名的高等学府。六、阐义理之奥秘集理学之大成理学又称道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体系，它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从研究方法上说，理学不同于过去以注释儒家经典为主的“汉学”。故人们又称宋代开始的义理之学为“宋学”。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来看，理学是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在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有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张载、罗钦顺、戴震等人，也有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二程、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人。人们一般所说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和陆王之学，因为无论程朱或陆王，都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这是宋明理学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兴起，从政治上说，是为适应赵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鉴于唐宋藩镇割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五代史》卷16）的历史教训，为防止再度发生“臣弑其君”和“以下犯上”的事件，经过北宋建国以来几十年的艰苦营造，才建构了理学这样一种学术思潮，它萌发于晚唐的韩愈“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论”，奠基于周敦颐、邵雍、张载，初创于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基本思想大致如此。（一）健全理本体论，阐发义理之奥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总结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加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使之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和二程一样，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70。下引此书简称《文集》）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理无所不在，这是对二程理一无论的继承和概括。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极”这个概念，认为“太极”是“理”的总体。他说：“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下引此书，简称《语类》。）参考资料：baidu网页里
南宋人http://www.99rs.com/readnews.asp?id=1094&link=ok
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朱熹生前对家乡不胜怀念，曾两次回归婺源故里。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熹二十一岁，在中进士不久回故乡扫墓。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春，朱熹四十七岁，再次回故乡扫墓并讲学。为了寄托乡思，他曾写下下面这首诗，至今也还是感人的。对月思故乡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
南宋
南宋著名诗人
南宋有名的儒家大师
宋朝人
南宋
宋朝人，程朱理学中的“朱”就是他了
南宋人。南宋理学迅速发展，朱熹就是倡导人之一。所谓程朱理学的“朱”就是他了。
南宋
南宋理学大师
宋代的，
南宋的
宋朝
南宋
宋朝人
宋朝
南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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