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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陶渊明田园生活的看法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桃花源记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与世长辞。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总结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在仕途上理想抱负无望，那就不如酒一壶，田一亩，茅屋三两间，悠闲自在
陶渊明一生主要接受了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仕”两种思想。儒家的“出仕”思想指导着年轻的陶渊明选择他的人生目标，但这种目标并不固定长久，时断时续的13年官场生活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无法融入现实世界时，陶渊明性格中的道家“出仕”精神就逐渐显现，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越到后来，这种思想特征越突出，他的这种性格也越成熟、越坚定。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将这种精神旨趣写入诗歌，创作出了清淡自然的田园诗，开创了诗歌的一片新天地。本文旨在探讨陶渊明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原因，以及这种思想对他创作田园诗的影响。一陶渊明（365—427），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这个时代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出仕是文人的最好出路。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他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祖上的殊勋伟业，他是极其看中并深以为荣的。社会传统和家庭背景必然会让他心中的儒家“出仕”思想占据上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雄心壮志。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但只担任过祭酒、参军之类小官，所以他的壮志无法实现，而且不得不在官场中苟合、周旋。晋宋之际，“政风腐败、世道昏浊、阀阅专权，骏才者不免沉沦，庸碌者反得显赫”〔1〕244，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许多名士在异常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政治旋涡，甚至被无辜杀害。像陶渊明这样一个有理想而不愿随世俗浮沉的士人，必定会陷入现实与理想矛盾的痛苦中。在陶渊明之前也有无数的文人有这样的苦恼，如阮籍、嵇康，他们也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但他们无法为现实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充满了“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的困惑和忧恐，他们企图以超世来求得解脱。陶渊明则不然。“‘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这种痛苦的人生经验，自然会使希冀隐逸的风气伴着道家思想的流播而大大发展起来，从而使士大夫在‘仕’之外，还存有一种‘隐’的意念”〔2〕244。首先将这种“隐”意念完全付诸现实的是陶渊明，在他四十一岁那年，陶渊明坚决辞掉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从此终生不再出仕，一直隐居耕种在农村，直到六十三岁逝世。陶渊明不是时隐时现、朝隐暮现的“半吊子”隐士，也不是拿归隐当筹码，搞欲进先退把戏的假隐士，他是一个真心归隐的文人。经过先前几次出仕与退隐生活的体验对比，陶渊明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由仕而隐。改变的原因除了不愿依附门阀权贵苟求禄位，极端厌憎污浊的官场的现实原因外，还有他的崇尚自然的本性。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从这些诗中我们可看出年轻的陶渊明并不为儒家思想所拘锁，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心中滋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本性中对自然的渴求。这与“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有共同的基础。二晋宋之际，玄风盛行，这种“以老庄思想为主导、同时又综合了儒家思想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3〕136。陶渊明在与现实决裂的失望与痛苦时，道家思想就成为抚慰他心灵的灵丹妙药，到自然中去，“抱朴守静”，寻找自然中的“真”、“淳”。正是道家“复真”、“还淳”的意念引导他走上归隐田园之路。归隐之后，陶渊明并不能忘情于世，“他以老庄达生、外物的思想排解痛苦，更以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意念来追求理想”〔4〕245。道家思想救济了他那颗孤独而寂寥的心，于是他由衷地仰慕“自然”与“本真”。“贤人失志，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理的政治位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得不到施展，于是道家的遁世归隐则在心灵的矛盾中占据了上风。道家哲学思想本源为深陷困境的文士们的精神困苦提供了有效的解脱途径”〔5〕132。陶渊明选择了归隐，选择了田园生活。读书、采菊、耕田、饮酒，各种生活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生活基础，他才能以最真切、最深刻的感受写出耳闻目睹的田园生活。归隐田园后，陶渊明饱尝耕作的劳苦和辛酸，“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其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陶渊明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晚年他甚至到了乞食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但生活中的充实与乐趣，给诗人在精神上很大的寄托：“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他接近农人，参加劳动，与农人在情感上和谐地交流。总之，陶渊明归隐后的种种体味，是从他勤劳的“躬耕”生活中得来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正是这种“不忧贫”的意志让他真心地投入了田园的怀抱。陶渊明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描写的景物之中，真情实感从“胸中自然流出”，用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说明一些生活的哲理，创造出富有情趣，又富有理趣的诗歌意境。道家善于隐喻说理，言简意丰，以少总多，其思维具有简约性，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国维认为：“陶诗不隔。”（《人间词话》）。陶渊明田园诗写情写景皆不隔，正是得力于道家简约的思维。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平淡普通而高度提炼的语言与田园风光情调结合得天衣无缝。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而且丰富了他的艺术之路。陶渊明诗歌题材广泛，生活中凡有所感都被写入诗。有遇物即言的杂诗，有以古人古事抒发自我心声的咏史诗，有清新自然的田园诗；在风格上有“金刚怒目”式，也有“悠然见南山”类。其诗歌成就最大的要数其田园诗。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沉入“自然”，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农耕劳作，第一次成为诗歌题材被写入诗中，田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和审美对象。清言玄诗的两晋诗歌，其作者是清一色的都市里的上中层文人，田园是无法进入其创作视野。在两晋以前的诗坛上，田园乡居生活偶尔在诗歌中出现，那也是作为背景和辅助性描写出现的，并非诗歌题材。所以陶渊明在有意无意中拓宽了诗歌的创作之路，引发后世的田园山水诗领域，他也成为田园诗的开山鼻祖。陶渊明不仅开辟了田园诗领域，而且其田园诗别具一格且造诣极深。这样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才华之外，还与他的人生取舍与信仰有关。儒道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陶渊明的心态、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道家崇尚天道自然，显出消极退隐的人生态度，强调个体的自由与逍遥，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引向人自身的生活和人的心灵，归隐后偶尔出现的儒家关心民生国事的心情被淡化和掩盖起来，所以大家看到了陶渊明诗歌中平淡无奇的田园风光，最普通的农人耕作与歇息的日常生活。陶渊明“复真”、“还淳”的意念和恬静平淡的心境与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十分投契。三信仰道家思想的诗人做诗，通常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词语来传达其信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其一），“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等词就准确地传达出了陶渊明接受了崇尚自然天籁的道家思想。除了这些能传达信仰的词语外，意象也是信仰的见证。他诗歌中出现的鸟、酒、菊、松、山、园、柳意象就是最好的明证。“陶渊明对自然的渴求，是对形体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求”〔6〕288。下面以鸟来做说明：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五），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超然远逝，扶摇万里。鸟展翅能飞，可以轻松地抵达任何向往的地方，陶渊明心中的“鸟”是逍遥与自由的。但这种逍遥与自由的生灵也有被束缚的时候。“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羁鸟受困牢笼，失去了飞翔的快乐，陶渊明的仕宦之路犹如羁鸟的可怜状态，所以陶渊明急切地要解放被束缚的心灵。“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二），南山之下，他与归巢的鸟儿有了神会。“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庐”即精神家园。倦鸟知归巢，“吾亦爱吾庐”，表现出陶渊明对“出世”后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和热爱。仕宦生活带来的煎熬也在这种自由逍遥的生活中烟消云散，陶渊明借鸟表明远离世俗，游心于天地自然的心迹。陶渊明就是一只在田园上空自由飞翔的鸟。陶渊明把正始以来批判现实的精神导向了一种“返于自然”的理想主义，他以归隐来寻求人生自然化的道路，为否定现实后找到一条出路，他把道家的自然主义当作现实和构造理想世界的原则。陶渊明在他的田园诗中成功地渗透了他“自然”、“真淳”的人品，以及任从自然、以得天真的道家美学思想。
像冲破笼子的鸟儿回到树林，像久困池中的鱼儿游进河流，脱下官袍卸去乌纱的陶渊明感到一身轻松。是痛苦的抉择，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一种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语句中包含的是对现实深沉的愤慨。因此，他在离开后也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的归隐带着解脱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苦难的加剧。在陶渊明归隐后，依然为“世与吾相违”而悲哀，还会问自己“胡为忽惶惶欲何之？”可以看出，诗人的归隐只是被动中的主动，是对“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纵心灵（对于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的保存）与山水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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