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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介绍革命先驱陈独秀、王明的简历？特别是王明是何许人？从历史书和影视片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谁能正面、客观地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在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生平-陈独秀办《新青年》名扬全国，蔡元培聘他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
背景-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
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故事-毛泽东回忆：《新青年》改变他的人生取向，在北京时受陈独秀影响最大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
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
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
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
-党的第一代称颂陈独秀长子，陈独秀两子被捕后不屈就义
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党的第一代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的被捕、庭审与死亡
千秋功过，世人评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独领风骚的陈独秀，在中共历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本文披露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断。
1932年10月15，陈独秀没有想到，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此，《世界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
1932年12月8日，世界著名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给蒋介石拍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被誉为“世界20世纪的三大哲学家”也相继给蒋介石拍来恳求电。特别是英国人伯特兰.罗素、美国人约翰.杜威更是陈词灼热，对陈独秀一片爱心。
可蒋介石却无动于衷。蒋介石说：“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在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团团围住，问及陈独秀事件，他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1904年4月出生于小商人家。
王明资质聪颖，6岁入私塾，8岁能为乡邻写春联。后入大王庙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农业学校，民国13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领袖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对其犯错误的根源有时也缺少中肯的分析。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为全面认识王明提供了新的正确的视角。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中，王明是非常出名的，以犯有重大错误而出名。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王明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这是对王明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了哪些新评价？怎样看待这些新评价？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怎样看待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王明的新评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作的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毫无疑问，王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严重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抗战初期他的右倾错误，虽然由于有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但在党内形成了思想混乱，对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当时，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利用抗战、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搞垮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国民党在当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忽略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必然将把党和革命事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若循此以往，则党的前途、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这些，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事实清楚地表明：王明是不堪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其主张是错误的并且对党的危害极大。
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在评价王明错误时，有两点应当看到可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损害中国革命。而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既缺乏独立探索意识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是因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被赏识推举到中共领导职位上来的。因此，他的教条主义就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同时又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上，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王明的思想动机、基本政治立场是不错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对此，中共中央曾明确指出过。如毛泽东为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在尖锐地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时，指出：王明等人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一再宣布：王明等人的问题是“党内错误问题”。我认为，明晰这两点对正确地评价王明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王明没有背离党的立场，并且在抗战时期遵照党的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拒绝蒋介石“融化”共产党的要求、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为维护党的利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其他一些斗争，以及在抗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共产党的立场的言行，可以断定：虽然王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右倾错误，但绝不是政治信念发生变化，他没有背弃共产党而转向国民党，不是要投降国民党，因此不能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主义”。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因此，用“左”倾教条主义来概括，最能反映他的错误的基本特征，由此，其错误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干部问题上表现为惩办主义。用之来概括统治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要比用“左”倾冒险主义准确得多。
王明与临时中央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委任博古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王明是有很大责任的；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思维方式，也对博古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后来临时中央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部署，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呢？还是主要受王明的影响呢？还是临时中央执行教条主义的结果呢？这是尚不清楚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明确，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或大部分责任不应该由王明承担，以前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
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
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
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城
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
共产党。后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抗战爆发后，拥
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领导人之一，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1904年4月出生于小商人家。王明资质聪颖，6岁入私塾，8岁能为乡邻写春联◇入大王庙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农业学校，民国13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参考：关于王明功与过
也许是教科书中的内容根深蒂固，提到王明，脑子里立刻出现的是两个字——“左倾”。当然，王明的左倾错误是没有办法抹去的。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1.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2.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3.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
同时，王明的右倾错误也不少。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反对党的洛川会议和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对党的正确路线。１２月９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１２月２７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及１９３８年３月作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提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样，就造成了过分依赖国民党的心理，从而忽视了共产党的重要性。结果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在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工作中，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丧失了在长江流域发展新四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当然，作为一个人，有虽然有很大的过失，但是，我们不能抹杀他的闪光点。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这些都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
总而言之，王明是有很大的过失，但是，客观的来说，对于他的功绩，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1896年中秀才。次年入浙江求是书院学习。因发表反清文章被通缉，赴日本留学。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进行反清斗争。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到日本。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次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参加领导五四运动。次年4月与李等人会见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就建立共产党问题进行商谈，建议其拜会孙中山。9月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2月应陈炯明之请到广州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总书记。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张继会谈，表示坚决支持孙。1922年与李率先加入国民党，被孙指定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924年1月被孙指派为国民党“一大”代表，未出席。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写信给共产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联盟。1927年八七会议后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次年拒绝出席中共“六大”。邓演达曾把其文章做为教材，给宋庆龄讲解文章中引证的典故和成语的用法等。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15日与彭述之等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1931年5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出任总书记。次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请将陈独秀案作公开审判”。1937年8月获释。抗日战争期间多次发表文章及演讲，赞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亦拒绝张国焘拉拢另立“共产党”。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病逝。著有《独秀文存》等。
王明（1904～1974）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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