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现代化的谬论对中国保守的士大夫来说是明了的，他们因而拒绝全盘西方化。由于他们占中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企图，正如他们早些时候阻止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一样。一个由１２０名穿长袍的学生组成的留学生团的命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影响；１８７２年，中国派这些学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 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而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尽管他们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对从事这一事业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还是大为担忧，最后，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１８８１年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国。

类似的态度还妨碍了极少数人的工业化的企图。例如，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１８７２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１８７８年，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１８８１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制。

中国在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欧洲列强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许多贷款，但贷款前它们常常施加压力、以准许债权人控制中国部分经济为贷款条件。欧洲列强在中国各港口获取租界是它们施加经济影响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在那里，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设有管辖权。这些租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以往一向是自给自足、以田地为基础，但现在，它愈来愈依赖外国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强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还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他们维持着几支炮舰舰队，在从上海到重庆１５００哩长的、横穿中国中心的长江中巡逻。实际上，英国海军中有位军官还拥有“长江海军少将”的头衔，这一头衔是颇能说明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