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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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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38:38 来源：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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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于不同地点。据《广州记》记载：“孙权时，闻佗墓多以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寻掘其冢，竟不可得。”因此，在南越王墓发掘最初，人们都在猜测，这究竟是不是赵佗之墓？
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即在墓址原地修建，步入墓中，彷佛回到两千多年前。南越王墓由墓道、前室、西耳室、东耳室、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组成。在前室室壁画有龙凤彩绘及朱、黑两色卷云纹图案，绘画的砚台、彩墨均置于室内，当时的砚台为较平的鹅卵石，墨则为丸状，钮扣大小，化水仍可书写。前室有殉人痕迹，同时发现“景巷令印”，为管理王室事务的太监用印。西耳室满室均为随葬品，据考古学家黄展岳先生回忆，“满室器物使考古人员都无立足之处。”东耳室则发现有青铜编钟、编磬，同时也有殉人痕迹，以器物推断，人殉应为乐师。
主棺室即墓主人所在，自然也将揭开墓主的身份之谜。最初发掘时，墓中散落许多玉片，从散落、叠放的位置判断，应为墓主所玉衣，只不过年代久远，联结玉片的丝线早已腐烂，玉片随之散落。经随后数年修复，方知玉衣由头套、衣身、两袖筒、两手套、两裤筒及两只鞋组成，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片。据考古及文献资料记载，汉代已有以玉衣为葬服的风俗，时人认为玉象征尊贵，而玉衣又有防腐之用。在中原地区，根据死者地位，玉衣还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而南越王墓主的丝缕玉衣，即反映出效仿汉制的文化因素，又体现出与中原不同的地方特色。
真正确定墓主身份的，则是在主棺室中发现的几枚印信，一为“帝印”、一为“赵椅”，这两者基本可以判定该墓为南越王墓，但史书记载的南越五代君主中并无“赵椅”，而随刻有“文帝行玺”的蟠龙金印的发现，谜团最终解开，赵椅应为文帝赵胡(公元前137-公元前122)，而“椅”则可能是赵胡的别字或别名。有趣的是，文帝行玺四边略有缺损，乃使用之痕迹，而按例“文帝”应为赵椅死后所封氍号，生前使用带有氍号的印信，不符惯例。为此，黄展岳先生判断，文帝乃赵椅自称，此为南越王效仿汉制，但却用之又不得其要的结果。
在主棺室中，还发现有很多兵器陪葬，如箭镞921件、铁剑18柄，这也侧面说明南越王国仍处于兵戎相见的时代，与割据自定的闵越国及臣服西汉的长沙国之间时有战事发生。墓中还有其它铁器出土，总体而言，铁器质量较差，这与南越善于冶铁的记载似有不符，但是，若将南越置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问题不难解答。汉代初期，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南越政权采取默认态度，甚至还允许南越到中原地区购买铁器、铁矿。随西汉逐渐兴盛，为一统天下，汉代统治者开始切断中原与南越的贸易，准备随后的南征。岭南地区又无铁矿，只能将旧铁器回炉重铸，并以先兵器后农具为原则，铁器质量的下降，即由此而来。
东侧室为“夫人室”，其中有三具女性残存遗骨，西侧室则有七具人殉与厨房用具同出，可能为厨师或杂役奴仆。而在墓道和外椁中各有一具人殉，估计为卫兵和车夫。汉代，人殉逐渐减少，在现今已发掘的汉墓中，只有南越王墓仍有活人殉葬现象，这可能是南越偏居岭南，仍保留人殉习俗的缘故。历史，在洗尽铅华，重现于世时，灿烂辉煌的背后，自然也抹不掉人性的暗面。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则是南越王墓中反映出的生活图景。玉器如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龙凤体态轻盈，呼之欲出，又以云纹相饰，饱满有力，形象生动。铜器如连体熏炉，炉腹镂空，典雅别致，而香料为舶来品，反映出当时南越与海外的往来，墓中出土之非洲象牙、浅蓝平板玻璃则是南越海外贸易又一作证。此外，后藏室还发现大量食物，于墓中存储食物，自然是为了帝王的阴间生活，但这些分置于食物铜器和陶器中的食物，则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南越古人的日常生活。经专家鉴定，食物种类有，黄牛、家猪、家鸡、山羊、禾花雀、水鱼、花鱼、黄鱼、虾、龟足等近二十种。而炸禾花雀至今仍为广州名菜，足见其历史之悠久。
较之中原地区发掘的汉帝王墓，南越王墓并不算大，但遗址文物所反映出的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海外文化、岭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共存现象，充分说明越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其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也使其成为岭南考古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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