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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在今天的咸阳市东十公里窑店镇一带。”唐诗里对渭城的注释就是依据此说，但唐长安城与汉长安城、秦咸阳城，有一个承接和演变的历史。汉长安城是在秦咸阳城遗址兴乐宫的基础上扩建的，该宫位于当时咸阳城向渭河南岸延伸的秦杜县长安乡。杜县是秦代设立的最早郡县之一，它的前身就是西周时期的杜伯国，县治就是现在的杜城村。汉高祖刘邦认为“长安”二字吉祥，又“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这就是秦咸阳这一地名变为长安的原因。历史发展到了隋唐，尤其是唐，当时国力强盛，废弃了原汉长安城，又在今龙首原南重新建了一座更加宏伟壮观的新长安城。它背靠川流不息的渭河，面对层峦叠嶂的终南，真是虎踞龙盘，气象万千……盛唐时期，政通人和，出了几代名君、名相，又开创了贞观、开元之治，是一个令人羡慕和敬仰的时代。当时许多诗人倾情讴歌它，不惜动用了它的许多爱称，像帝都、京师、京华、凤城……等等。王维用渭城借指当时的京城长安，表达了它对京城长安发自内心的热爱。
无论是秦代的咸阳，还是汉唐时期的长安，始终是滨临渭河。渭河是我们关中人的母亲河，它发源甘肃，汇入黄河，它和它的许多支流穿越了整个关中盆地的腹地，滋润了这片土地，使其成为我国历史上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它又是一条自西向东的水上通道，自古有舟辑之利。汉臣刘敬和张良，谏言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其实都是看重了渭河及黄河的舟辑之利。刘敬又称娄敬，担任过守卫陇西的职责，往返都必须穿越关中平原，他非常看重关中和渭水对巩固汉朝政权的战略价值。因此，汉五年，他路过洛阳时，听说汉高祖刘邦欲都洛阳，立刻下车，连战衣都来不及换，就找他的朋友虞将军，请他推荐自己晋见高祖。见到高祖，他陈述了建都洛阳的弊端，同时也讲明建都关中对巩固汉政权的重要性。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猝然有急，百万之众可以具也”。刘敬所谓这个“被山带河”的“河”当指渭河，它源于纵横家苏秦的话，苏秦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曾游说秦国，在秦惠王面前毛遂自荐：“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刘邦的宠臣张良也非常看重渭河在军事、经济上的价值，他支持刘敬都关中的主张。张良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阻三面而守，独一面(当时渭河入黄处)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张良所言渭河的漕运功能，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楚汉战争验证了这一点。《萧国相世家》记载：“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在刘邦分封诸侯排座次时，关内侯鄂君力主萧何第一。鄂君曰：“夫汉王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如果说汉臣刘敬和张良以理性的态度非常看重渭河的作用，那么，从关中走向强大的周和秦，则是坐拥了渭河的水资源，完成了兴周灭纣和扫除六合的历史使命。到了唐，更鉴于史书的记载，据宋崔敦礼《广运潭名序》记载：唐天宝纪元之九年，陕郡太守韦坚有请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以运山东之赋，有诏从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复与渭河，又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舟。越二年潭成，天子临幸嘉焉，赐名“广运”。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长安之所以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渭河的便捷航运是功不可没的。
渭河还是一条靓丽的风景线，中唐诗人温庭筠的《咸阳值雨》云：“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钓船。还似洞庭春水色，晚云将入岳阳天。”把在咸阳桥上看到的雨景同洞庭湖的春水色相媲美，令人心旷神怡；渭水又是长安城兴衰的历史见证，晚唐诗人许浑的《咸阳城西楼晚眺》描绘了晚唐长安城历经了安史之乱后的衰败景象，抒发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叹，昔日的繁华和光彩已经一去不复返，只有自西向东的渭水依然日夜不息的奔流。该诗云：“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以上所谓的“咸阳”均指当时的长安，而所谓的咸阳桥，也就是崔颢《渭城少年行》中“渭城桥头酒新熟”的那座桥，它是秦始皇二十七年修建的，名曰“横桥”，横跨渭河南北，汉代更名“石柱桥”，亦名中桥，此桥在唐代离长安城最近。
渭河在周、秦、汉、唐时曾经辉煌过，曾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掌故和成语，如姜子牙钓鱼、泾渭分明等。但是自唐安史之乱之后，长安失去了帝都的位置，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渭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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