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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的，如新皇帝登基，或者遇到荒年，朝廷会令地方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到朝廷，简称“贤良”，然后咨以国事，是谓策问，贤良之回答谓之对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汉代最有名的对策。贤良们对策得体有识见，朝廷便量材委任，不拘一格。察举也有定期的，定期的察举主要是各郡国向中央举荐孝子廉吏，简称孝廉。举孝廉作为制度始于武帝元光元年，发展到东汉初，形成一年一举的惯例，到和帝时又规定各“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这些孝廉举荐到中央后，一般做几年侍卫或郎官，再分派到各郡国为官。西汉的察举花样比较多，而且很重视“贤良”，东汉则渐渐惟重举荐“孝廉”。在某种程度上，西汉可称为贤良的时代，东汉可以称为孝廉的时代。贤良与孝廉性格不同。贤良被举荐主要在于真有才干、识见而且敢于直言极谏。孝子廉吏则未必一定有才干、有识见、有胆量，因为举孝子重在他能顺从父母，举廉吏重在他能忠诚职守。西汉重举贤良，东汉重举孝廉，孝廉忠顺的性格与贤良张扬的意气自然不能比，所以东汉计程车风不及西汉活泼自由，文风不及西汉有个性。《古诗十九首》的温柔，《汉书》的敦厚，班固辞赋的专事模拟，这些正都可以说是孝廉主顺从主规规矩矩的性格在文学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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