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生在世，为他人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付出的爱，最终会回到自己身上。近读有关金韵梅的档案资料，觉得这句话确含一定的哲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韵梅奉委办理北洋女医学堂和女医局事务，当时因卫生局已设有女施医处，女医局又不具行政职能。两年前，北洋大臣袁世凯已派委戴文润、许文芳充任女医局医官，因此她们要从金韵梅手里分权。不久，戴文润禀呈长芦盐运使张镇芳，主张“凡留院病人及教授学生一切事务，均归金女医经理；凡每日外来病症，均由文润等医治，遇有疑难大症，亦可会同金女医诊视”。其实就是不认可金韵梅对女医局的“随时监督”地位。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姐丈，当然不会得罪任何一方，于是签批“饬金女医酌划权限，以免推诿”，也就是让金韵梅酌情给戴、许二人一点管理权。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要陷入到无休止的人事纷争中去。金韵梅明知二人仅“粗通医学”，又为女医学堂的教学设置障碍，但因“时虞陨越”，只好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不避怨嫌，另聘北京英国医院的女医卫淑贞“以资襄助，庶于医局、学堂两有裨益”。生命是有尊严的，可是仅只为了尊严，就轻易放弃自己对事业的爱与追求吗？金韵梅没有这样做。到了宣统二年(1910)，女医局和医学堂日渐发达，“势需臂助”，金韵梅让汉文教习兼充文案，另添设副教习一员，除教授医学外，兼女医局副医士长；兼聘看护教习一员。在宣统三年(1911)的前10个月中，女医局施治病人达一万六千余名，女医学堂附属养病院住院病人有一百八十余名，终于取得昭著的成效。

    琐屑似乎是生活的常态。金韵梅接办女医学堂和女医局以后，即遵谕迁址东门外长芦育婴堂。从土木工程的施工核算，到科室设置、课程安排以及规章制度的经营擘画，无论巨细，事必躬亲。限于经费，大部分属于拆拆改改，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十八日开工，直至工竣，她未尝稍息。女医局设有待诊所、书记室；女医学堂建有讲堂、割症房和产科院。后来，金韵梅又对病房进行改建，使“日光、空气无所障碍”，并负责筹建赤(红)十字会，被选为副董(总董是陆军军医学堂总办、陆军部军医司长徐华清)。

    这样多的工作集于一身，再加上女医局的“慈善救济性质”，在在需款。作为总负责人，金韵梅多方撙节开支，比如女医学堂经费，月仅支银747.5两，后增为776.5两；学堂和养病院购办书籍、仪器、药料、器械等项，年仅支银1500两。本来非常拮据的经费，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宣统三年十二月，只拨付了一半，嗣经财政总汇处研究决定，另一半“奉准停支，候拨军用”；金韵梅只好枵腹从公，女医局和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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