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长孙氏始终是唐太宗的一个方面军。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标准的母仪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皇后与其他大臣一样，也是李世民的部下。只要是部下，就有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稳定后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要对朝廷治理天下形成干扰。
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
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
在上级和下级之间，有几种相处的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让下级作出牺牲来满足上级的心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百姓最痛恨的。二是欺上瞒下。这一般是主意大的人才敢于采取的方案，通常也是坏人才会这样干。三是让上下级都不满意，这不可能是一种选项，但确有这样的结果。欺上瞒下者往往如此。四是让上下级都满意，这是最佳方案，但是难度最大。
我们看长孙皇后的这个记载，这不是一个个别事件，而是皇后处理同类事件的一贯做法。这是一个三方关系，后廷的人、皇后和皇帝。后廷中的人犯了大错，皇帝发怒的时候，皇后的方法是“助帝怒”，并请求亲自来处置，决不轻饶。她不是顶着皇帝的怒火，而是顺着皇帝的思路。等到皇帝过了愤怒期，她才开始慢慢调查处理，最后决不能让后廷的人受冤。
看起来，这些都是小故事，都是配角的小故事。其实呢，都牵涉贞观之治的大问题。贞观之治是中国难得的理性行政时代。不仅皇帝理智大度，皇后也如此，大臣们也如此。大家围绕皇帝工作，千方百计不让皇帝犯错误，所以李世民成就了中国皇帝的最高业绩，所以贞观时代就拥有了理性行政的美名。
皇后病重期间，太子建议皇后赦免囚徒，度人入道。这是常见的争取人心和舆论的方法，也是佛教的功德表现，当时称作“修福”。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我向来不作恶，如果善行无效，那为什么还要求福呢？至于国家大赦，那是国家大事，怎可因我而乱天下法事呢？
这段言论，凸显皇后的理性精神。对于生死，抱着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有意追求什么修福长寿。对于大赦呢？她坚决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那是国家大事，不能“因我”而乱法。
后宫问题众多，稳定是绝对的大局。皇帝妻妾众多，不仅争风吃醋，更有争夺继承权的问题。长孙皇后十分自信，从容不迫地管理后宫，为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地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
纳谏的唐太宗和理性的皇后，真是一对难得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价值观如此接近，难怪会为后世称道。长孙作为皇后，她思考的问题仅限于后宫吗？不，在很多问题上，她都是唐太宗的高参。
政治顾问皇帝高参
长孙皇后如果仅仅把自己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她的历史地位也是有限的，至少没有我们今天评价得那么高。不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唐太宗的认识中，长孙氏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实际上，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称：“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矣。”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入宫“不复闻善言”。皇后的很多话，在李世民听来都是“善言”。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们从小同甘苦共患难，相互的信任历经考验，所以，李世民是很听从长孙皇后的劝告的。
李世民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听从皇后的话，历史记载有限。我们从皇后的角度看看，她是如何充当皇帝顾问的。
首先，顾问以不问为前提。长孙皇后这个皇帝的顾问，经常是皇帝问而不答，这给人以强烈印象。皇帝有所问，她就是不回答。皇帝一再问，她就说这是皇帝的事情，我可不能妇人干政。李世民然后就百般解释你没有干政嫌疑，皇后才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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