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为了要好好管治天下，济世安民，他觉得很需要好好学习。从哪里去学习呢？他认为古代的杰出统治者(明王圣帝)都要有良好的师傅。《贞观政要》记：“贞观六年，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哉？”
他的这种精神，更扩展一些，不只是尊重师傅，而且很主动、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把能够进良言的人都当做师傅。他在这方面，是广为人称道的。
君主政体是一人独尊，君主是最后的决定者。但是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这有问题。他说，即使君主非常勤劳思政，还是会出错，“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贞观政要》这可能是自己的体会，一天里决定了十件事，有五件决定对了，已经不错，但还有五件“不中”(不中肯，不对头)，那怎么办呢？这笔账再算下去：“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这个提法，非常具体，非常有说服力。
因此，他认为臣下不能够事事都只奉旨行事，“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
他对臣下说，“耳目股肱，寄于卿辈”，要求大家“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
广泛听取意见，又听得进去，唐太宗在这方面是很有名的。魏征是个又正直又有见识的人，本来在太子建成身边做事，是对立一方，但唐太宗用了他，而且非常肯听他的意见。《贞观政要》中就记了魏征的言论。
唐太宗既听大臣们的意见，又进一步想，那么，又怎么保证大臣们不出错呢？他在这一点上又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这个问题提出来，特别有意思，这就更深入一层，君也好，臣也好，谁都不可能事事没有错，因此最主要的是互相进谏，也就是互相听意见，尊重别人意见。若果能再进一步的话，就是要改变个人独断，各个层次都不能个人独断。那么就接触到了在制度上是否应该由多数决定、是否应该分权、互相监督的问题了。那就接近近代民主思想，不过唐太宗没能进入到这一层次，只能停留在强调个人要听谏的那一步上。这是他的出身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
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论点，但同样不能提出一种如何保障[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