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翁同飨也算是有一副慧眼，平生识人不少。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同治元年(1862)参加会试时，翁见到张的卷子，在日记上说其诗“沉博绝丽”，“其文真《史》、《汉》之遗”。他说，“得士如此，可羡也”。因为他不是主考官，所得之士也不能算他的学生。二十年后，张之洞成为大吏，也是大学者，地位与翁一样了。到了光绪十年(1884)，另一位名臣左宗棠来京，翁与左很好，几次见面。他在日记上记左氏“来长谈，神明尚在，论事不能一贯”，大概是有点糊涂了吧；或者“虽神情不甚清澈，而大致廓然”，这也就是说，还能凑合，满意左氏说话尚有点系统。看来，左氏已老朽不行了。那年左宗棠72岁，次年就去世。但是就在那一年，左氏“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那是在朝廷里管军务的要职。可见晚清朝廷人才不济已是严峻的问题。就是在此时，翁之年54岁，张之洞之年还不满五十，正是干事的年龄。光绪十年(1884)，朝内对于口外汉人的编籍问题发生一次争论。张之洞正在山西巡抚任上，就给朝廷上了一封奏章，主张坚决实行户口编制。其中有云：“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久已陆续租给民人(指汉人)，以田以宅，二百年于兹矣。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着。现定编籍章程，亦无非就各厅原有之民人查明户口，编立册籍，本与土地不相关涉。况蒙地例准民租，不准民买，民人虽编定户籍，地土则仍属蒙古……”我在《翁同飨日记》看到有这样的话：“邸抄(就是朝廷文件──本文作者注)内张香涛(张之洞)复奏口外厅民编籍无碍蒙民一摺，洒洒千言，典则博辩，余于此真低头而拜矣。”翁极度佩服。按说张还算是晚辈，年龄比翁也小七岁。也许他记到此事时，会想到当年参加会试时的张之洞的文章吧。现在不同了呀。但翁氏一点不摆老资格。我读至此，很感动。这是文人之间的感情了，不管资格，不论年纪。也许有人会说，那时候，巡抚是一省之长，他手下有许多写公文的高手，这奏章未必出自张之洞之手呀。我想这一点也是真的。曾国藩手下就有当时天下最好的写手，包括李鸿章也在曾幕里，写过重要奏摺。但是这时候的张之洞手下还没有这样的阵容。请看1882年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信中所言：“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需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需费心改定，甚至自创。不审公能为我致竹筠、云门否。二子得一，吾无患矣。”竹筠是许景澄，云门是樊增祥，都是大手笔。这事可以说明，翁同飨所盛赞的那个奏摺，确是张之洞的作品。文人总想自己的文章。张之洞在年末致李鸿藻信里说：“将来刊成抚晋奏议二十卷，亦可当晚年着述一种矣。此私心也。……灯前涉笔偶为足下发之，以当言志诗耳。”(见吴剑杰编着《张之洞年谱长编》88页)他喜文章著作，而且奋力而为之，这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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