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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发现，其实平常百姓家和蛮荒之地还是罕见，倒是宫廷深处才是这号事儿的高发高危地段。试问，这因为什么，说明了什么？是爱多得过剩了吗？我看恰恰相反，爱太少了，欲太多了。原因也是不证自明的。乱伦就是乱伦，虽然李隆基营造了开元盛世，也不能因此抹杀其乱伦的性质，作为礼义之邦的大唐皇帝，其爱情的真伪大可怀疑。即使在“性革命”时期的欧美，公公强行霸占儿媳妇怕也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丑闻啊！我想这大概是现在解读李杨之爱的一个关键点。不能说乱伦者就绝对没有爱情，但这种“爱”与通常的爱情有没有区别，不同点在哪里，其成份有多么复杂，恐怕远远不是“平常夫妇”的意气之争可以解释。
蒙曼认为李杨之爱通过杨贵妃的两次因“忤旨”出宫--夫妻拌了嘴闹了意气，反而使之得以升华，升华为如同民间的夫妻之爱，不再是帝王对妃子的宠幸了。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李杨也没有那么纯真，其中权力与性的交换关系大得很。当时的杨氏一家，何等的飞扬跋扈，天下因之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的谣曲；其嚣张的背后，仅仅是“爱情”支撑得起来的吗？爱情的根本前提是平等，这里有平等吗？我看这是男权和皇权在性霸权上的一种曲折的浪漫化表现形态罢了。中国历史上有“从一而终”的帝王吗？若唐玄宗“独爱”杨贵妃一人，贵妃何来“妒名”啊？蒙曼说，“杨贵妃姐妹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这也反证出虢国夫人和玄宗之间的清白”，是不是太天真了？
我感兴趣的是，在蒙曼的解读中还原了一个人，那就是杨贵妃的前夫、李隆基的儿子，那个一直被历史故意遗忘了的人--寿王李瑁。这是本次解读的一个亮点。从中可以读出的是，李杨固然浪漫得很，但相互多么忠诚谈不上。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来还原缺席的李瑁，但也仅仅是以一些诗来还原，靠文学家代笔。如张祜《宁哥来》中写道:“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宁哥是唐玄宗的哥哥，李杨第二次闹矛盾时(天宝九年)，其人已死去十年，自然不会成为贵妃思念的对象。宁王指代的就是寿王李瑁。而李瑁似乎也从未忘怀杨玉环，有诗为证:“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李商隐《骊山有感·咏杨妃》)。
我觉得解读还可以更日常，更尖锐，也更深化一些。李瑁与杨玉环结婚后共同生活了五年，是一段不短的日子，突然间老婆被自己的老子看中，作为一个常人，从当代人的价值观来看，他会怎样伤心？会怎样处理自己与老子的关系？虽然古人视老婆如衣服，但这个伦理上的底线怎样跨过？同样，作为父亲的李隆基是怎样狠下心来占有儿媳妇的，又是怎样在心理上跨过伦理的鸿沟的？杨贵妃又是怎样红杏出墙，傍上公公的？在权力与爱之间，她的矛盾、犹豫、决心到底是怎么下的？这里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阐释空间。
那么帝王就没有爱情的权利和发生真爱的可能了吗？非也。我们也要破除对爱情的迷信。记得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里有句话，说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这被传为警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倘若有个人宣称他每年都要发生一次爱情，那就不是爱情而是“滥情”。爱情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神秘之客。至于帝王有无爱情却要看不同的情势。据我观察，在自以为真龙天子下凡，威加海内，生杀予夺任我行之际，是不大会发生爱情而只会发生宠爱和亵玩的。爱情是两颗心的相印，两个生命的交融，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爱情，也得以平等为基础吧。在我看来，帝王的真爱大都是发生在他倒了大霉，失了权柄，成了囚徒，踏上流亡之途，被打回原形以后。项羽与虞姬，李煜与小周后，顺治与董鄂妃，光绪与珍妃大率如此。到了那时，才能与草根，平民，底层找到一点点灵犀交通之处，才能懂得真爱的可贵，才能比较多地恢复人性，也才能与草根平民一块儿高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上的超越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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