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估计是清乾隆期间的官印。资料图片

    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谈》说：宋真宗时的宰相吕夷简“一日归自中书，欲发奏牍，令子弟开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骇顾，公默然，但命缄扃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盖主吏时或窃用，自是防察谨严，奸勿能措。若即暴扬穷治，则非惟贻中外讯笑，而牵连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识度绝人远甚也。”官印被窃用，就是权力的被挪用。宰相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他的权力被挪用了，可以办的事情当然也是非同一般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却是“时或窃用”，似乎并不罕见，不过吕夷简毕竟在这以后，采取了防止再出现要用印时不见了大印的尴尬事的措施。

    但官印被人盗用，似乎也是难以杜绝的事情，以后蔡京当宰相时，大印也经常被人盗用。《挥麈后录》说：他防止被人盗用所采取的办法是，用完了印，粘贴封条，第二天再用时，“必先以秤称印匣而后开”，称一称分量是不是正常，确定在里面了再拿出来用。这就等于默许了他那帮手下人，可以用为他卖命去换取和他一起分享胡作非为的权力。果然：“一日称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吏以白元长，元长曰：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复携以归府第，翌日入省，称之如常日，开匣则印在焉。”对于下属的这种不法的胆大妄为，蔡京表示那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人问起蔡京时，他解释说：“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复得，徒张惶耳。”偶然来不及放回去而已，人家肯定也是因为有不得已的急事嘛。这本来就是不可曝光，只能心照不宣的事，盗用的人也不能公开还出来，如果追查的话，为了消灭罪证，就只有销毁大印了一个办法了。到那时候，就正如吕夷简所说：“牵连抵罪者亦多矣”，那可都是自己有用的人，况且自己也是有责任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

    不过，宰相失印，失印以后又不追究，也不是宋朝才有的，《南部新书》记载了唐代裴度任宰相时，有一天忽然发现政事堂的大印不见了，大家不免惊惶起来。裴度采取的办法却是：“即命张筵举乐”，弄得一时“人不晓其故”。等到大家酣饮到半夜，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印信又回来了，于是彼此极欢而罢。事后，裴度的解释也是：“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册府元龟.铨选部》说：在裴度任宰相之前，唐玄宗已经有过规定：“印记不得委其胥吏”，但看来实行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丢了大印，如果不能让它自己回来，又没能隐瞒住，那就有点不妙了。《渊鉴类函》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北宋的故事：礼部郎官何洵直掌管的大印不见了，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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