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早在1895年，就奉旨来小站接替胡燏棻领导操练新军。1899年袁转任山东巡抚，1901年奉调署理(代理)直隶总督，转年实授，又回到故地。直隶为各省督抚之首，拱卫京师，地位不言而喻。其时，天津刚刚经历庚子之难，遭八国联军洗劫，损失惨重，几成废墟。有资料称，仅白银就被抢掠在一千万两以上；市面商品缺乏，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十分困难。朝廷实行“新政”，直隶振兴实业，兴办新学，经济恢复发展，民众生活、社会秩序也都逐渐安定了下来。

    “新政”的另一项要求，即操练新军的任务，仍摆在袁世凯面前。袁审时度势，于1905年初，提出了一项由地方发行公债，筹款480万两扩军的方案。北洋新军的五、六两镇，就是靠它建立起来的，占新军六镇三分之一。白银480万两，在当时以至在今天看来，都不是个小数目。为此，袁世凯奏报朝廷。称“饷项竭蹶，筹备为难”，“财政支绌，京外略同”，如若“募集洋债，利息轻重常受挟持，镑价涨落复多亏损”。而“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常逾定额”，其“最要关键”在于“绝不失信”。继称“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俾民间便利通行，方足以挽浇风，召天下。”同时“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就直隶本省，年可筹银120万两，“备付本息，有盈无绌”。这一学习外洋的筹发公债举措，自然得到朝廷欢心。“上谕”：“着即准其试办”。倘有“违章失信”，“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也就是在这一年，袁世凯调用其得力部属周学熙兼任官银号督办，具体实施操作，于1905年的2月、4月、6月、8月，分四次各120万两，完成共480万两的发债筹款任务。从全国来看，由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筹款扩军，直隶是为创举。

    至于还本付息，则规定分6年实施，即每年还本80万两，利息从第1年7厘，随后每年递增1厘，6年共需145.6万两，至1911年，偿还本息共625.6万两。全部由官银号“汇总、收发、拨兑”。所谓直隶本省筹款，年可得120万两，以备偿还公债，则安排由直隶藩库(每年30万两)、长芦运库(每年35万两)、永平七属(每年15万两)、直隶银元局(每年40万两)四部门承担。

    在完成这项任务中，周学熙出力不小。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两度任命周担任财政总长，正是看中了周学熙的理财能力。更因二人有着姻亲关系(周的同父异母之妹瑞珠，嫁与袁的八子克轸)，用着可信、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