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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它的生动性和典型性，使读者往往过目难忘，说的是：在嘉庆、道光两朝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晚年更是“恩遇极隆，身名俱泰”。他的一位门生专门请教他官运亨通的秘诀，曹振镛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敢于讲话，勇于任事，不免要冒各种风险，只有“多磕头少说话”，才能八面玲珑，四处逢源，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
这决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而是封建官场的普遍现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谈到守旧大臣们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改革时说：那些“内位卿贰，外拥封疆”的高官们，“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始能获也”，到了这个地位，只要“循常习故，不办一事”，就可以“从容富贵，穷乐极欲”。“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这些人“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可见，官员之固位擢升，不在于办不办事，能不能办事，而在于熬年头，善钻营。
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是一点都觉察不到这些弊端，他们也曾设法采取一些措施来救弊补偏。康熙皇帝亲书“清、慎、勤”的所谓“居官三字诀”赐给大臣，以为倡导，其中“勤”字就是勉励大家要勤于政务，不要尸位素餐，玩忽职守。在三年一次称之为“大计”的官吏考核中，“疲软无为”是应加举劾的罪名之一，得到这样考语的要受革职处分。但是，官员们一味明哲保身，敷衍塞责，苟且模棱，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政治道德操守问题，而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表现，单靠口头的提倡和极其有限的监督，自然无济于事。封建皇权的极度膨胀，所谓“乾纲独断”，结果必定是“一人为纲，万夫为柔”，群臣们只能叩首颂圣，墨守成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算不错，哪里还顾得上勤劳公务，尽心国事？
懒官、庸官们充斥朝堂，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统治机器失灵，政务废弛，吏治败坏，政治公信力低下。这既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伤害了本就生活得十分艰难的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所以，袁守定在《图民录》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谓疲者，如疲马然，策之不动也。然疲生于挨，朱子所谓挨得过时且过是也。”(卷一)官员一旦得了“疲”症，就像一匹鞭打不动的老马，怎么赶也是步履蹒跚，踌躇不前，而其根源恰如朱熹所说，因为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挨一天是一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人心一懒，则百体俱怠；百体俱怠，则心日荒而万事废矣。”(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
金庸斋在《居官必览》中也强调：“倦最害事。”“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官员如果倦于政事，则“地方利病，应兴应厘，漫不经心，百废莫举。”这样没有担当的官，必然使“民困日深”，“民生日艰。”
有人以断狱判案为例，揭露了庸官殃民的实情。每有命案发生，“有司之悠忽者”往往“迟延日期”，不予置理，直到“尸身发变”，才慢吞吞地赶到现场，“又以亵秽为嫌，远坐他所，止凭[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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