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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游大慈寺，见壁门题云：‘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王衍问寺僧，这是谁写的？僧回答：金堂县令张蠙。由此，张蠙得到王衍的赏识。费著《笺纸谱》记载：王衍还“赐张蠙霞光笺五百幅。”王衍一次就赐给下属“价重连城璧”霞光笺500幅，可见蜀王宫的霞光笺储存量之多，这说明当时成都造纸业之兴盛和文化经济之繁荣。霞光笺也采用薛涛制笺法，用胭脂“泼成纸上猩猩色”。前蜀宰相韦庄《乞彩笺歌》这样称赞仿薛涛笺即霞光笺：“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不使红霓段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来，殷殷劝向君边觅。”诗中最后一句暗示，希望蜀主王衍也能将霞光笺赏赐给自己。
霞光笺在宋代又叫云霞笺。司马光《蜀笺二轴献太傅同年叶兄》云：“西来万里浣花笺，舒卷云霞照手鲜。书笥久藏无可称，愿将诗客助新篇。”
甘泉井改称薛涛井
宋末元初，著名的仿薛涛笺大概是彤霞笺。然而，战马扬起的尘埃却遮蔽了彤霞笺的光辉，成都造纸业从元代开始衰落，失去了傲视群雄的风采，唯有仿薛涛笺在风雨飘摇的岁月，时隐时现地闪烁着微弱而迷人的光亮。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献王朱椿一到成都，就迫不及待地效仿薛涛造花笺，可惜浣花溪头的百花潭已经淤积，不适宜造纸了。“浣花何处薛涛笺，汲井烹泉亦惘然。”这是后来清代四川诗人张问陶《咏薛涛酒》中怀古思幽的感慨。清人郑日奎也同样伤感：“载酒难寻扬子(扬雄)宅，题诗空忆薛涛笺。更莫临风怀往事，一城烟雨正凄然。”不过，久仰薛涛笺又喜欢风雅的朱椿并非如此感伤。他将造笺地点改在东郊玉女津，取甘泉井水，沿袭薛涛之法，制成的笺纸依旧冠名薛涛笺，玉女津旁的甘泉井则改称薛涛井。可能朱椿也没有想到，大约过了150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二十年(1542年)修纂的《四川总志》却说：“薛涛井在锦水之南滨，女校书薛涛以水制笺，故名。”就这样误把玉女津当成薛涛制笺故址。
蜀王府年年用它进贡
薛涛制笺的遗迹从西郊浣花溪位移到东郊玉女津后，薛涛井也就成了人们思古之幽情的胜迹，甚至将其神化。方培荀《听雨楼随笔》说：“明时蜀王犹取其井水造笺，入者异于常品。”陶澍《蜀輶(yoú)日记》亦云：“明代蜀王府每年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进御(进贡)，颜色鲜丽。”何宇度《益部谈资》称：薛涛井由士卒守之，“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贡表疏，市无贸者。”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说：“薛涛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三日，井水浮溢，郡携佳纸向水面拂过，辄作娇红色，鲜灼可爱，但止得十二纸；遇年闰，则十三纸。以后遂绝无颜色矣。”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神奇的传说，也许清人陈矩的《薛涛井怀古》道出了其中真谛：“无波古井因涛重，有色遗笺举世珍。”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举人、成都人向日升《赋成都景物》曰：“好购鸾笺临薛井，暂沽郫酿泛酴醿(酒)。”说明清初又兴起仿薛涛笺。清末民初，仿制者的热情不亚于被朱元璋呼为蜀秀才的朱椿，而且雕版水印之精致，令人赞叹。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又不见薛涛笺的踪影。上世纪末，在一些文人雅士的倡议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薛涛笺作为一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再度出现在望江楼公园。这既是一种文化商品，供游人品鉴；更是蜀纸的一个符号，宣示着成都纸业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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