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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举止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且当初先帝(英宗)给他选的皇后是王氏，太监牛玉辄以落选的吴氏蒙蔽太后。
如果是事实，牛玉应是死罪，但仅被发配到南京孝陵种菜。南京给事中王徽抓住这件事不放，上疏说皇帝立后，天大的事，牛玉竟敢行奸欺之事，应当处死，否则皇帝身边的人(指内侍)以后就会肆无忌惮了。通过牛玉事，王徽还斥责朝中大臣在其位不谋其政，阿附权势，尤其指责阁臣李贤等人“坐视成败，不出一言，党恶欺君，莫此为甚”。他请求一齐将他们治罪，从而杀鸡儆猴，使朝臣能够对朝廷做到忠心耿耿。
朱见深认为王徽“妄言要誉”，要治他的罪，幸亏给事中张宁等人率御史交章论救，罪是免了，降职却不可免，王徽被谪为某地判官。
王徽是宪宗朝第一个“获罪”的言官。紧接着成化二年五月，皇帝“夺情”，召令正在为父守制的阁臣李贤回朝上班，新状元罗伦上疏反对，结果被贬到福建去了。
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两个人因为建言遭贬，御史杨琅看不过去了，上疏打抱不平，并要求皇帝恢复他们的职务。还好，杨琅没有获罪，皇帝对他仅仅是“有旨切责”。
成化三年，编修章懋因劝朱见深停止上元节灯火，省些费用以振饥恤困，惹得朱见深极为生气，将其“杖之阙下，左迁其官”。
类似的事情在成化前期还有很多。除了给于谦平反、恢复景泰帝号，我们很难见到朱见深再有什么英明之举。成化后期，“西厂”横行不说，言官遭到迫害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因为星变，朱见深下诏求言，廷臣应诏，吏科给事中李俊首先上疏，而且措词极其严厉，点名批评梁芳等太监祸国殃民、尚书殷谦等朝臣贪权纳贿、佞幸之辈李孜省等胡作非为。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次朱见深不但没有降罪，反而“优诏答之”。大家以为皇帝想开了，要做有为之君，于是两京的给事中卢瑀、秦昇、童柷，御史汪奎，员外郎崔陞、彭纲，主事张吉、苏章、周轸、李旦，中书舍人丁玑等先后上疏陈言，而且直言不讳，直指当时的弊政。
然而，那些言官们万万没有料到，朱见深跟他们玩了一手“障眼法”。对于李俊的上言，朱见深先是“优诏答之”，而且惧于天变，他被迫做出了一点让步，比如降了李孜省的官、罢免了妖僧继晓的国师称号，传俸官也斥罢了一些。但是对于那些上疏，朱见深心里却十分厌恶。他密令吏部尚书尹旻，“书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自卢瑀以下，相继贬斥，俊亦寻调外。惟陞、章应迁，以部臣奏得免。奎寻以纠仪稍缓，廷杖，谪夔州通判。”接下来还有彭韶、王恕上言，“上得疏，皆不怿”，而且彭韶刚被提升为大理卿，“遂停其擢”。
最能说明朱见深昏庸的是他对太监梁芳的纵容。梁芳祸国殃民，把国库中历朝积下的钱(共七窖)全都挥霍光了。朱见深对他说，我不追究你，自有后人找你算账。梁芳听了十分害怕，与万贵妃合谋让皇帝换太子，昏君竟心有所动，若非碰上泰山地震，有人说应在东宫(太子)，没准太子就被换掉了。那样的话，就没有接下来的比较清明的孝宗弘治朝了。
终成化一朝，除了个别地方叛乱和流民以外，政局基本上还算稳定。所以，时人称成化、弘治为太平盛世，《明史》也说朱见深“恢恢然有人君之度”。其实，正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言，成化时期朝政是极其秽乱的，由于历朝积下的财富很多，还不至于扰民，所以尚能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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