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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张宗橚《词林纪事》引)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往往把科举视为正途。史达祖饱读诗书，始终与功名无缘，只能蜷缩在权门之下作一介堂吏。秘书这个角色，虽然备享尊荣，又蒙厚遇，然而，这并不是“合法所得”，也不是“合理报酬”，不过是权门的饵料，势要的余唾。离开这个靠山，离开这座官衙，一切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这并非信奉“学而优则仕”的史大秘的人生追求与价值所在。由于“买田”、“索米”与退隐山林之间的现实矛盾，于是，他将自己的经历看作一场儿戏，把这份秘书肥差视为“鸡肋”，贬为“牛后”，对这种仰人鼻息的社会角色，既有所不甘，又难以割舍，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在赋诗填词中寻找乐趣。这首《满江红》，既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也有寄人篱下的辛酸，既有身不由己的苦闷，也有误入歧途的懊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老”秘书的无奈命运。
史达祖作为秘书，只是幕僚，并非领导，但在人前人后，尽享权门的尊崇。作为史大秘，不甘“青衫”，却从“青衫”生涯中获得了不当的物质与精神补偿。由于韩侂胄的赏识与倚重，史达祖也“权炙缙绅”，几乎成了韩侂胄的化身，“一时士大夫无耻廉者，皆趋其门，呼为梅溪先生。”(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领导调研他陪同，领导出国他随行，在前呼后拥的队伍中，总有他的身影，如同李真之于程维高，秦裕之于陈良宇，一领“青衫”，不过九品，“弼马温”而已，竟然“侍从简札，至用申呈”(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但这哪里是在巴结史达祖，是因为在他身上辐射着韩侂胄的权力。一位李姓朋友担心史大秘权迷心窍，利欲熏心，“于史几上大书曰：‘危哉邦卿，侍从申呈。’”(同上)以示警醒。史达祖一生中，竟能凭着一枝秃笔，跻身政坛高端；竟能凭着权相信任，混迹高官丛中。这大约就是官场的诱惑力，这种东西如同鸩酒，毁掉了一位优秀词人，史大秘也许真的难免“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同上)，也就真的难免“爬得高、摔得重”了。
在历史上，史达祖谈不上流芳或遗臭，其实，他也有着满腔的爱国情怀。他随同韩侂胄出使金国，沿途词作，不仅表达了对金瓯破碎、河山失陷的光复之志(“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也表达了对偏安一隅、文恬武嬉的愤懑之情(“归来立马斜阳岸，隔岸歌声一片”)。一个饶富才情却终身不第的读书人，只因在韩侂胄身边干秘书，尽管他不曾献身投靠，不曾为虎作伥，不曾狐假虎威，也不曾沆瀣一气，然而，中国的官场，向来以人画线。权势者与其属员，如同大树与猢狲，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韩侂胄官场翻船，首级也被送往敌国，“函首传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随之遭受厄运。受其牵连，史达祖遭受黥刑，死于贬所。虽然中国向来官本位，但一些官场失意的文人，却瞧不上为权贵所用的同类，故此在历代词话中，对史达祖的评价多是负面的。史达祖作为一个颇具才华的词人，只因一段秘书生涯，竟致身败名裂，不亦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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