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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因为通过映泉《沮出荆山·远安说》所提供的史料，我见到了这样的记载，讲卞和采玉的荆山，就“在南郡临沮县”。临沮，就是现今宜昌的远安。据说，古代临沮地域辽阔，“东接荆阳，西连巴蜀”，比现今远安的地域要大得多。至晋武帝平吴后，便“割临沮之北乡、中庐之南乡立上黄县，后并入中庐，今为南漳县地。”“临沮之北乡”，就在现今南漳县的南边。这就是说，卞和采玉之地当时是属于古临沮县管辖的。其实，类似的情形在远安也不止于此。东晋建立的汉阳郡，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当阳管辖的清溪，以往也都属古临沮县管辖。这说明，卞和荆山采玉之事，当时发生在今宜昌远安的古称“临沮”，只是到了西晋时，璞玉被采地域方才划归今南漳管辖。因此，讲当年卞和采玉之事发生在今宜昌远安的古称“临沮”，应该是合乎史实的。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上远安有关修志者也从另一角度提供了佐证。清咸丰八年(1858年)重刊《远安县志》时，教谕刘子垣在其《远安为古临沮考》中认为，“荆山，《地理志》在南郡临沮县，楚封于荆山，卞和得玉献玉皆楚国事，南漳为罗与庐戎国，不在楚封内。”刘教谕从今南漳在卞和得玉献玉当时并不属楚国而属罗国和庐戎国的层面，从根本上否定了卞和采玉遗址在南漳的结论。在他看来，荆山在临沮，楚国在荆山封禅，因此作为楚国的事，卞和得玉献玉自然发生在临沮。而作为所属罗国和庐戎国的南漳，当时与楚国并不同属一个国家，因此卞和得玉献玉之事自然就与南漳无关。应该说此看法也是与史实相符的。
《沮出荆山·远安说》的作者映泉先生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单就持玉献王所经之地而言，卞和采玉献楚王就离不开远安。这是大实话，显出先生看问题的机智与智慧。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种情况，卞和采玉献楚王，都与宜昌远安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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