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东晋南朝，对曹操的评价便出现了一些变化。东晋偏居江左，大批流离于江南的中原民众对北魏政权心存不满，北魏的尊曹也导致东晋人把曹操作为异类加以贬低，加之东吴本土久已存在的反曹传统，致使贬抑曹氏的潮流渐成气候。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注中有大量《曹瞒传》的内容，《曹瞒传》为吴人所撰，对操多有诋毁之辞，如其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遂以法诛之。”几乎把曹操说得一无是处。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倡曹操篡逆之说，他论道：“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晋书·习凿齿传》)他不仅以蜀为正统，还提出将曹魏清除出中华帝统承续之列。
    
    东晋南朝的贬曹，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导向作用。如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新语》还记载了曹操、曹丕父子争夺甄氏等事。类似这些记载，夏传才先生认为“这都是封建正统论者丑化曹氏父子的恶意诽谤。”(曹丕集校注·序》)必须指出的是，直到唐代，人们对曹操的文韬武略、卓著功勋还是十分敬佩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认为“魏武帝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著名诗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可见，杜甫对曹操的“文采风流”是极其推崇景仰的。
    
    随着宋代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曹操的形象逐渐从唐朝的被推崇到被唾骂，南宋时尤盛。反曹之风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和金的威胁。这种局面就十分类似于三国时期的蜀汉王朝。于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如苏轼的《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皱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坊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的心目中曹操也同样是奸雄形象。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反《三国志》确立的正朔，竟不顾历史事实，以蜀汉为正统，在朱熹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篡夺皇权的奸雄。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对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十分仇视，遂干脆将曹操称作“当今女真、蒙古胡虏也”。
    
    曹操形象经历的第三次贬抑则是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宋元时期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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