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和编撰。
不少握有权力者看重起居注，因为那里边不仅记录他们的言论，也记录他们的行动。我们把白纸黑字看得很神圣，那是证据。对当时的事，当时的人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后代就未必清楚了，靠什么写历史？一是地上的文字资料、实物，二是地下考古资料。不管什么朝代，凡做史，阅读起居注是基础工作。因为重要，权力持有者总希望记录的人把自己描画得高大一些。据说明清多位皇帝都重修过“实录”，为什么如此？不言自明。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想看起居注，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是谏议大夫褚遂良。据史书说褚遂良拒绝了李世民的要求，实情如何，当时的人早已作古，后人不好乱猜。太宗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遂良回答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这是贞观十三年(639年)的事。后来李世民在房玄龄那里看到了部分国史，然后发表了重要意见，嘱咐大家要坚持历史真实。
有人说起居注是监督皇帝的，从理论上讲可能这样，但在实际中要打不小折扣。连监督者的小命儿都归皇帝所有，他怎么敢、怎么能监督？这里所谓的监督，不过如门上的一把无作用的锁，道德特别高尚者可能见锁而返，无德者就破门而入了。
“三吏三别”
世人称《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很著名，凡讲杜甫，很少有不提这六首诗的。怎么个好法，治文学者多有论述，在下不必饶舌。
唐人诗歌丰富多彩。多彩之一便是风格多样，可以颂仙，也可以唱鬼，更可以咏史。咏史，既可以谈陈年旧事，也可以述说当代。比如《石壕吏》写官吏抓人，老百姓痛苦不堪。哪个年代的官吏？杜甫眼皮子底下的年代，也就是当代。文人可以毫无顾忌的描写当代，这很了不起，不是哪个统治者都能做到。《容斋随笔》“续笔”卷二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看“三吏三别”，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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