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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制度方面，应建立一种“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的和谐关系。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带头行仁政，以民为本，同时选贤能去不肖，澄清吏治，组织民众发展生产。在贾谊看来，这些制度和措施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贾谊关于从整治社会侈靡之风入手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不仅体现在社会关系方面，也体现在人和自然关系方面。贾谊主张“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在他看来，贤明的君主不仅对人应有不忍之心，对自然界的动植物也应有不忍之心。人们应根据动植物的生长规律进行合理利用，而不能为了人的侈靡欲望而大量猎杀动物、随意毁坏植物。人们要为动植物的繁衍生长提供一个合理的周期和生态环境，做到“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使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长期共存。
为了抑制侈靡之风，促进社会和谐，贾谊强调以礼治国，但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他的礼治思想其实是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礼法结合。他以荀子思想为蓝本，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现实政治需要阐述了自己对礼与法关系的认识。他在分析礼与法的不同作用时指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他认为，礼的作用是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用仁义思想教化人，使人们行善离恶，以防患于未然。也就是在人们没有犯罪的时候，用礼的手段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发挥礼的这种作用，必须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着手，使人们在仁义道德的浓厚氛围中受到熏陶和感化，这是防止犯罪的重要手段。然而，教育感化的手段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十分有效，所以法治的手段还是必要的。他提出的“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就是说当罪恶已经发生，就要以刑罚治之。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才能进行。贾谊在论述礼法关系时虽然强调礼治又不忽视法治，但在他的思想中礼和法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一种主辅关系。刑罚手段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礼比法更根本、更重要。他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在他看来，礼义与刑罚对民风的导向作用迥然不同，礼义德教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这样，贾谊通过对礼法关系的论述，形成了以礼为本、礼法并用的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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