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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晚年诗作:卖炭翁等民生疾苦退出视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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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9 12:47:21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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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这位曾经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的诗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门。这在他的《醉吟先生传》中也有剖露：“栖心释氏(释迦牟尼)，通学小、中、大乘法。”太和6年，他的至交、诗人元稹去世，他用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六七十万钱的笔润，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乃至临终之前，遗嘱“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后人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选择，将他葬于香山，并将其夫子自道、实为其晚年生活写照的《醉吟先生传》，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立于墓侧。
这位本来入世甚深，志在匡济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时体恤民情、政绩卓著的大诗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独善其身”了呢？
我们来看他在退隐洛阳后写的一首诗：“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事，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读这样的诗，我们自然会想到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不止是吐露一下心声而已，他把这颗恤民之心，吐在了贯穿龙门的伊水之上。
龙门口南面的伊水河段，有一处被称作“八节滩”、“九峭石”的险滩，礁石狰狞，水流湍急，水道经常阻塞。船筏过此，常常翻船、搁浅。因此，即使在数九寒天，船夫筏子们也得光着身子，赤脚下水拉船推筏。常来香山寺的白居易，耳闻目睹，深为同情，忧虑之思常常形之于言。去世前两年，他倾注自己的财力，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开通了八节险滩。这位寄情山水的诗人，终归未忘民瘼。但是，从他晚年留下的诗篇来看，放情山水、遁入空门的诗人，已经和“中隐”以前那个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绝》)他这个时期的诗作，大率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不事雕琢的诗风，可烟火气明显淡化了。
我们从他当谏官(元和3年白居易迁升左拾遗)时期所作《秦中吟》、《新乐府》中读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权贵和政治弊端的诗篇，从《有木》那组寓言体中读到的那些讽喻诗，在他晚年的诗作中，几乎消失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新乐府》)似乎退出了他的视野。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诸如：抨击权贵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秦中吟·伤宅》)；愤慨于权贵穷奢极欲而百姓陷于绝境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轻肥》)；揭露豪门“贵有风雪兴……醉暖脱重裘……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秦中吟·歌舞》)，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浮世绘式诗作也和他一起退隐。《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悲辛之叹已经绝响。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要他再一掬一把“江州司马青衫湿”之泪，那是弄错了时空。应该说，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这“不幸”，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是千载而下的读者的不幸。
当然，对古人，我们不能苛求。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诗作上的不足，并未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大诗人，已凭其大量的杰作，在诗坛上托起一个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诗作，对中国、特别是对他选择终老的洛阳来说，也不失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学遗产。伊水有幸，它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进入21世纪时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我曾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时候墓园荒芜，记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块刻着《醉吟先生传》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后，特意重访白墓。墓地已扩大成占地40多亩的“白园”，和龙门石窟隔伊水遥遥相对，构成一幅意涵丰厚的文化风景。在白园，我留意到两处景点。一处是“乐天堂”。堂门两边一副对联，左为：“西湖筑白堤，龙门开八滩，倡乐府，诗讽谕，志在兼济天下。”右为：“履道凿园池，香山卧石楼，援丝竹，赋青山，乐于独善其身。”把诗人“中隐”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都照应到了，而堂内的那尊诗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两种情态：身处园池，目接山水，一副闲散氛围；而一手扶地，表情肃穆，又透出忧国忧民之情。而在南北两道诗廊中陈列的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所书碑刻，则多为诗人忧国忧民如《卖炭翁》、《杜陵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一些名诗佳句。以白居易的诗眼，历史的评价、历史的选择应该是他生前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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