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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良孺的，带着自己的五辆马车跟随孔子。其人贤良勇武，见夫子累遭劫难，颇为不忿，便拚命与蒲人激战起来。碰到这么一个不怕死的，蒲人有些犯怵，就对孔子说，您若发誓不去卫都，就放了你们。孔子答应了对方条件后，蒲人就让孔子一行从东门走了。事后，孔子不仅没有改变行程，还跑到帝都去劝卫灵公出兵伐蒲。子贡见一向重信的老师出尔反尔，感到不好理解，就问孔子，盟约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被要挟而签订的盟约，神灵是不会认可的。
孔门十二哲人之一的有若，对孔子思想通常能作出符合原意的解读。他曾说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说，信合乎义，言诺方可行。孔子答子贡问所涉及的信义问题，也许只有这样解释才合情、合理。《孟子.离娄上》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拘泥固执于“信”而不知通权达变，是愚蠢的行为。
在中国历史上，守信的行为不一定都合乎义，弃信的行为不一定都违背义。信如尾生者，常被后人批评为拘于形式、不知变通，是守小信而违大德。弃信如刘邦者，如果因自食其言而利天下大局，后世并无诟病。古代那些天子们，正是在听从谏官劝喻、收回成命后被誉为开明皇帝的。事实上，将“言必行，行必果”兑现得最决绝、最彻底的，不是君王，也不是百姓，而是那些行走在大地边缘的侠客。与各类艺术演义出来的武侠不同，司马迁笔下记载的那些人和事并非虚构。在《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像季布、荆轲这样的硬汉，为了一句话，喝了几碗酒，就慨然献出自己的头颅，这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精神，确实令人慨叹和敬仰。但是，历史不忍细看。这类人物的行为因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是非观，除司马迁“多有不忍”外，史家历来毁誉参半，更不值得后人效法。这样看问题，不是说诚信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诚信的崇仰不能失之偏颇，走入极端。当“信”与“义”发生矛盾时，“然诺”应当服从法律和道义，否则就会发生不该发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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