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写下了大量爱民忧民的诗篇，通过描写灾难深重的农民，刻画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形象，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了作者深厚的情感。可以说，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成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民本情结则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底蕴。作为社会的良知，杜甫最关心的是人，是一切人的生命、安全与幸福。

    杜甫写出了大量的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诗歌，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与民交往时从来没有士人的高态，也绝不掺杂轻视厌弃之情，有的只是关爱和尊重。杜甫对下层人民倾注了大量情感，饱含了深刻的爱怜，他曾在诗歌中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邻人未曾嗔”。(《暇日小园散病》)

    杜甫对自然界和人文社会中那些被践踏的“弱者”表现出深厚的同情，寄托了无限的哀伤和悲悯。从《石壕吏》中的老妪一家让人心酸哀痛，到《新婚别》中的新婚夫妇的生死离别让人同情，再到《垂老别》中花甲老人告别老妻，毅然而上战场的悲壮。杜甫将这些劳动人民刻画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与悲悯。

    杜甫始终将国与民、国与家统一起来，忧国忧民，爱家爱国，深切地同情人民，关怀劳苦大众，无比地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后，他的喜怒哀乐完全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融合，凸现了一份赤诚的爱国之情。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他这样写道：“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在杜甫眼中，山河已破碎，清浊不分；京都朦胧，政治昏暗，他为国为民着想，深忧远虑。安史之乱爆发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诗人面对三春美景发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悲音。唐军跟安史叛军在陈陶作战，唐军几乎全军覆没，面对此，诗人在《悲陈陶》一诗中以“四万义军同日死”和“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刻画了战争的惨烈，以“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写出了人民的痛苦。

    杜甫从不避讳权贵，他写了很多斥责统治者骄奢淫逸、同情百姓疾苦的诗篇，他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对统治者的种种罪恶行径作了无情揭露和鞭挞。在《兵车行》诗中，诗人描述了百姓哭送子弟戍边的场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把送别者的那种眷恋、悲痛与绝望刻画得细致入微，杜甫把老百姓的苦难归结为统治者没完没了的拓边政策，因此，他在诗里直接地控诉了统治者的拓边政策以及各级官吏的借机征敛。在《丽人行》中，杜甫用“黄门飞革空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写出了杨氏姐妹显赫的地位和繁华的宴饮，揭露了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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