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
“想当然”这个常用词是很有来历的，著名的文人最喜欢“想当然”。
“想当然”一词，按照《辞源》的解释：“凭主观以为如此。”带有明显的贬义。今天我们常讲：“办事情要根据实际情况，不可以想当然。”“想当然”几乎等同于不切实际甚至是妄想了。但“想当然”的本意并非如此。
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公元203年，曹操同儿子曹丕率军攻占袁绍的老巢邺城，俘获了袁熙的妻子甄氏，甄氏貌美，被曹丕强占。事情闹得舆论哗然，孔融得知此事后写信给曹操：“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却不知道这个典故的由来，于是特意询问，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便是“想当然”的由来。曹操明白了孔融的讽刺，心里自然不快，以后借口杀孔融，或多或少与这“想当然”有些干系。
孔融“想当然”惹下了麻烦，后世又有一位大学问家照葫芦画瓢来了个山寨版的想当然。据《石林燕语》卷八：“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这则故事在宋代有多部笔记记载，可见当时传为美谈。苏东坡想当然的做法不但没有惹祸，反而科场高中，运气比孔融好得太多了。
从这两个著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想当然”，其实是一种假借古人编造故事为己所用的手法，这种手法有两个要点：“想”是假想、设想，“当然”是按照情理推测存在某种必然。也就是说，故事虽然是编造的，但应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历史背景，是很有讲究的，与一般的胡编乱造大有区别。如此看来，“想当然”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与今天我们所批评的“想当然”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
这种“想当然”的叙述手法其实类似寓言，假借古人尤其是名人编个故事用来说明一定的道理。其实很多寓言都是“想当然”的，比如《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就是典型的“想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