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刘成禹先生的《世载堂杂忆》载有一则趣闻，说乾隆年间和珅当政，气焰熏天，拜倒在和珅门下的当朝官员无数，可翰林院里的文官却不为所动，“多相戒不履和门”。有一次，和珅要过生日，派人动员翰林登门拜寿。可翰林们却偏偏在和珅生日这天大会于松筠庵。松筠庵是因弹劾阉竖严嵩而死的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的祠堂，选在这个地点聚会其用心可谓不言而喻。而且，翰林们还公开宣布“翰林中有一人不到者，其人即向和门拜寿。”这句话的决绝与旗帜鲜明，与抗战时期陈嘉庚先生那封著名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11字电报提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果，座中翰林只有阮元一人挨到午后借口为某花旦捧场匆匆离去。阮元一到和府，和珅立刻“公服下堂出迎”，拉着阮元的手说：“翰林来拜寿者，君是第一人。”

    和珅祝寿自然不会没人捧场，可为什么他单单对翰林高看一眼，以至于要谦恭相迎呢？这与清代翰林的特殊地位有关。清代翰林居于科举金字塔形人才排列的顶端，不但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而且多蒙厚遇，升迁较为容易。与翰林交接，无异于为自己构结同盟。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品大员、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和珅，并非胜在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而是得益于乾隆皇帝的青睐和宠信。论才学，和珅年少时不过是一个“应试不中”的文生员。因此，面对名重一时的博学鸿儒们，和珅的内心深处是充满矛盾的，既存有敬服之心，又期待翰林们能拜伏在他的权势之下。就像现在某些不学无术的暴发户，总想着靠金钱开道，混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头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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