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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名臣袁昶的经世实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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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21 11:11:4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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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实际作用。袁昶反对脱离实际的书斋学问，认为“乾嘉间名人有学无问”(《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上册，370页)。他认为，按四部分类的传统目录学将实学归为子学，没能突显其应有的地位，从而乏人问津，这是最终造成中国缺少经世人才局面的重要原因。“学必专门，自名其家，乃能致用，莫善于艺文志六略，莫不善于荀勖、王俭以下分甲乙景丁四部。盖六艺、九流所以开人智趣、诗赋所以导情性，兵书形势家，今日舆图营陈之学也；技巧家，今日枪奅制造之学也；数术方技家，小道可观，亦皆切于实用。自强分四部，《七录》以后，于是汗牛充栋，尽为糟粕。蹏荃九流专门之学亡，而文集出粗者溺于词章，精者衍为空理。朝野晏然，农战不修，文儒是竞而夷狄趁虚入，中国之患烈矣。”(《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下册，1008页)在为自己的藏书编订《永慕堂藏书目》时，他独创了一种18部分类法，完全以学术的致用性进行分目，如原来四部分类中地位仅次于经学的史部诸类，被完全打乱，分别编入“通鉴三通历代政典掌故之学”、“本朝三通会典掌故之学”、“舆地学”等，可见袁昶所强调的是史学中以古鉴今、能为今人所用的部分。而原先在传统目录学中从未有过的“律令学”、“洋务学”、“边务学”等分类的出现，更加表明袁昶对经世之学的强调与重视。需要指出的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中国传统目录学，其分类情况乃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并最终演进和固定为四分法的，并且这种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方法自产生之后，就长期作为传统目录学的基本分类方法得到学者的肯定和认同，说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袁昶这里的强烈批评自有其可商榷之处，却也显示了他不受传统学术藩篱之限制、追求有用之学的独特学术眼光和学术见地。
第二，重视人才的培养。袁昶认为，中国之所以实学废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实学教育，并由此导致相关人才的匮乏。“自六艺之教废，而世无文武之材。农战不修，清言是竞，室中之说，坐论精妙，外器物而悟性命，舍事功而碶微言，驯至四裔内侵，中国衰微矣。”“性理道学之徒盛而汴京沦于金、南渡输于元矣，以空议亡天下可哀也哉。”(《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中册，419页)光绪十八年，袁昶在总理衙门工作十余年后，被外放到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兼管芜湖关务，这给了他实践自己经世主张的难得机会。在此期间，袁昶刊刻了大量实用书籍并汇为《浙西村舍丛书》，收录了不少对现实有用的重要典籍，如描述边疆形势的地方志《宁古塔志略》、《吉林外纪》、《吉林志略》、《蛮书》、《卫藏通志》、《黑龙江外纪》等，再如对倡导农业有重要作用的《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值得一提的是，袁昶对这些书籍的传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付之梨枣，而是进行了一番整理。比如《齐民要术》，《浙西村舍丛书》中收录的就是以《湖湘》本为底本，《津逮》、《学津》本为校本，并辅以《农桑辑要》、《农书》等整理后的本子，虽然仍有所疏漏，但被后之学者认为是该书较好的清代刻本。正是因为袁昶的这番整理功夫，使得他所收录的这些书籍，在离开了清末的时代背景、离开了编辑者那经世致用的辑录初衷之后，仍然能引起今日学者的较高评价，被认为是晚清丛书中之“尤为重要者”。芜湖原有中江书院，袁昶到任后，以其“规模狭隘，不足矜式多士”，于是增建经义、治事两斋，“分科设目，各章程删繁订要，提纲辨业，冀以勉励诸生为桑麻谷粟平实有用之学，以待他日登仕路备国器使，则区区所厚幸者。”(《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下册，869—870页)事实证明，中江书院确实培养了一批讲求实学的优秀人才，如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自言“余自十七八岁，肄业芜湖中江书院，时袁忠节公昶分巡皖南，为诸生订课程，设有方志一门，他处书院课程均无此门。”光绪二十四年，袁昶奉调补太常寺卿，离开芜湖。史称其“在任五年，一意专注吏事、民事、农桑、学校，捐廉创导，次第兴办，皆有成效……以实心行实政类如此。”(民国《芜湖县志》卷44《名宦志·袁昶传》)1936年，芜湖当地修筑怀爽楼，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写下“经国长才曾照世，成仁短眴欲呼天”的诗句以表哀思。(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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