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直行

孔子的长相颇怪，“生而圩顶”，头顶中间低四周高。这种头顶是否暗示着承受天地之甘露阳光？孔子自学而成大才，其天赋必然很高。而其身长亦不凡，“九尺有六寸”，这在那时可以说是“硕人”了，“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真正的一个齐鲁大汉。不过，这个“长人”的身影也确实够长了——长到遮蔽了整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一个民族都一直顺着他的倒影前行两千多年了。

孔子生活的时代混乱无道：辉煌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丸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伯霸诸侯，看他们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剖。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他最终失败了……

而孔子让我们尊敬的，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了，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孔子之“仁”

      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在《论语》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无数次。这些闪烁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为孔子的“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而恰恰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这样看来，孔子的“仁”，也就是从人我双方立论，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类共存意识”吧。“仁”的内涵里，主要的两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这个“忠”，就会有足够的自我约束，有了这个“恕”，就会有足够的对别人的宽容。孟子后来讲“仁”，就不大讲“恕”了，这就一步一步走向专制。孟子就没有孔子可爱。当然，孔子的“仁”，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应当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社会应当具有的政治理想。是公理，是正义。因而，在非常时刻应当“杀身以成仁”，而决不能“求生以害仁”。他自己一生，倡导“仁”，实践“仁”，修自身为“仁”，又要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他失败了。但他“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何曾有一丝一毫的媚俗之态！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荡荡。他亦知道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关键在于做！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未来的影响，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以自己的生命之汁点亮一盏明灯，使后世一切以各种借口逃避伦理责任的行为无所遁形。

手订“六经”

孔子晚年，倦于奔波，况且奔波又有什么收获呢？于是，他回到鲁国故乡。撩去门楣窗棂上的蛛网，拂去案几上的积尘，他坐下来，打开了竹简。这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举动。孔子现实政治活动的失败使中国少了一位晏婴、子产或管仲式的人物，但却使世界有了一个伟大文化的源头。这生力绵绵不绝的文化之源，浩浩荡荡，渐远渐无穷，使整个东方世界都浸润其中。

孔子本来是想通过立功来传名后世的，像他终生倾慕的周公一样。但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地没有可能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很惧怕死后没有名声留传啊）于是他便想通过立言来不朽。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成功了，而且在立言中他还立了德。“三不朽”他完成了两项。据司马迁的记载，“六经”都是经他手订的。也正因了他的手，这些积满时光尘土的古典才成为“经”。那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三百零五首“诗”，记录着那么遥远时代的真切的痛苦，因为他的手订，由愚夫愚妇引车卖浆者流的歌吟一跃而成为六经之首。他对这三百首《诗》说过些什么呢？他和子夏讨论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和子贡讨论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还说，“诗可以怨”！他把《诗》当作教材，传授给弟子们，正是因为这种口耳相传式的传授，才使得《诗经》能避开暴君嬴政的焚书之火和莽汉项羽的复仇之火，斯文不灭。他还庄重地为《诗》回护，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使后世很多对《诗经》暗怀不满的人，比如朱熹，只能做些鬼鬼祟祟的歪曲的勾当。

《尚书》之流传具有传奇色彩，我们今天读到的本子乃是汉鲁共王从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得到的。如果说《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那么作为“上古之书”的《尚书》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散文集，同时，如果说《诗经》是民间的，那么《尚书》就是朝廷的。《诗》是抒情的，《书》是理智的。《诗》是散漫的，《书》是约束的。《诗》唱个性感受，《书》倡国家价值。《诗》是艺术，《书》是道德。《诗》是大地，是天空，是大地上的野花，是天空中的飞鸟；《书》是庙宇，是碑石，是庙宇中的祖训，是碑石中的缄言……我们民族最古老最本质的东西，都积淀在《诗》《书》之中了。它们都与孔子有关。

《易》据说最初乃是“大墙文化”，乃是周文王为商纣所拘押，在狱中无聊，又担心自己就此玩完，“没世而名不称”，推演而成。但文王的《周易》，纯属卜筮之书，对一般读者不啻天书。“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他的研究成果，经口授学生，学生整理成册，始有“十翼”，翼者，辅翼，辅助理解也。应该说，孔子是把卜筮之书改造成了哲学之书，综合天地人，探究天道人道。孔子晚年，一边穷年兀兀以研易，一边却又担心时不我与，叹息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天不灭斯文，孔子而后，《易》果然彬彬而盛。

《礼》《乐》亦是孔子的教化工具。孔子对枯燥乏味的周代官制、礼仪的记录《仪礼》进行研究，指出其内涵，作用与本质。这一切都不过是“托古改制”而已。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仍然是天道与人道。而《乐记》也还是在谈哲学，谈政治：

“（音乐）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最后就要谈到《春秋》了。这是使一个时代都因此得名的著作。

晚年的孔子顾视日影，喟然叹息：“我的道行不通了，我凭什么在后世传名呢？”他搬来鲁国历代太史记录的史料，开始著作历史。这本以“微言大义”著称的历史著作，孔子是有意把它写成政治学著作、伦理学著作的！他在这里要审判的，是整个历史！而且他所进行的不止是历史批判，更重要的倒是他的政治批判与道德批判！他希望他的这本书能成为人的道德准则，更希望它能建立一种合理有序的政治运行法则。这就是这本书使“乱臣贼子惧”的原因。孔子在给弟子们讲授《春秋》时感慨地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而“春秋”以后的历史，不都受着《春秋》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