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南京！南京！》，我觉得很别扭。我看到了一部艺术观足够一流，但历史观不过三流的电影，看到了一个一边成长、一边迷失的陆川。

　　近些天来，几乎所有为该片所做的宣传，都在强调陆川如何敢于触及南京大屠杀这么沉重的题材，他如何为此而研读了满满一箱子的书和文献。可惜，敢于吃重，其精神可嘉；但手法流俗，其功力尚浅。可惜，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跟他看了多少历史书，并不成绝对的正相关。

　　从艺术上看，《南京！南京！》达到了国产电影的新高度。溢美之词，坊间已遍布，不再赘述。然而，撇开旁枝末节，不言奇淫巧技，单就该片最出人意料之处——以日本兵角川为视角，以反思战争罪孽为影片逻辑的最终落脚点——这一招而言，它绝非陆川的自主研发，而是近年来早已风靡国际影坛的新潮。陆川不过是赶了个时髦。

　　这个时髦，说来也简单，基本要素有二：一是人物塑造要拧着来，对于传统的恶人，你要彰显其善良与朴实的本性，对于传统的善者，你不妨展露一些其性格中的缺陷；二是将所有的战争都推上被告席，抹去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淡化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差别，泛泛地为战争之苦而呻吟。

　　这个时髦，帮陆川在艺术手法上，一跃而跻身中国顶尖、国际一流。《南京！南京！》甫一公映便好评如潮，显然已进一步激发了陆导的状态——当有人质疑其日本兵鼓乐祭祀一场戏有无历史出处时，陆川的回答是：史上无出处，那是某一日我梦见的，是天赐的。看，这已是十足的国际一流大导的思维与做派了。

　　然而，南京大屠杀这样一次中华民族的国难，可以被一位电影导演用来赶这个艺术潮流的时髦吗？

　　《南京！南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日本军官、士兵、日籍慰安妇之间的亲情、乡情，相互慰藉，以及本性的善良。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在1937年冬天闯进南京城的十数万日本侵略军里，难免有个别的脆弱者、少数的当场愧疚者，但他们绝不是这十数万人的主流。连几十年后有勇气回述南京日子的若干日本老兵，笔下都不曾流露出对屠杀的悔意。假以支流，夸大支流，虽有艺术上可造之处，但其传播效果，却是模糊了今人对史实之主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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