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

　　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

　　西周是以小邦灭亡了作为大宗邦的殷商王朝。周武王攻下殷商的都城，仅标志着殷商王室的灭亡，除周族控制的原有区域外，当时大部分地域仍在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本着“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政治目的，周王就把最亲信的子弟和功臣分封到了殷商残余势力反抗最顽强的卫、鲁、齐等地。尤其是地处原殷商腹地的东方地区，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周王就把开国功臣姜太公和周公之子伯禽分别封到了地处东方的齐国和鲁国。齐、鲁作为周初分封的两个最重要诸侯国，由于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和治国方略，使得两国以后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汉朝的史学家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逐渐也）弱矣。’”很明显，姜太公是不同意鲁国“亲亲”的用人原则的。反过来，周公又问姜太公。“周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周公也不赞成齐国“举贤”的办法。当然，“篡杀之臣”不惟齐国独有，在春秋时期各实行“尚贤使能”的诸侯国中可谓普遍存在，《说苑·建本》、《春秋繁露·灭国上》和《淮南子·主术训》等书中都有春秋时期“亡国五十二，杀君三十六”的记载。而鲁国虽自鲁武公时，国内就不断发生政变。鲁宣公以后“三桓”逐渐强盛，昭公时期，“三桓”更是发兵围攻鲁君，鲁国公室从此名存实亡。昭公之后的定公、哀公也都是被“三桓”逼到国外在流亡中死去的。但鲁国却没有出现类似其他诸侯国一样的“篡杀之臣”，“三桓”虽然强大，但他们也只是轮流执掌鲁国的政权，始终不敢干出像齐国那种“田氏代齐”一类的事情。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西周的分封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殖民政策，各个诸侯国在其封国内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这对于封国乃至西周天下的稳定至关重要。据历史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鲁国为殷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至于齐国，史书虽无明文详载，但从一些相关的历史记载如“太公亦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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