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梁培宽回忆说，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一位中学教师专程来北京拜访梁漱溟。谈话间他问梁：“您对郭沫若怎么看？”他当然希望听到梁漱溟更多的评价，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个才子喽。”对黄炎培“外圆内方”的自诩，梁漱溟并不以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组织，当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一年多后，民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将由秘密转为公开，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时，黄却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坚持辞去主席一职，并要求为他领导的“职教社”参加民盟保密。后来提到这些事，梁漱溟也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外圆内也圆”。

　　不揭短，不背后议论人，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处世圆滑，无视原则。对老朋友，对曾经崇敬的前辈，在公开场合，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看法。梁漱溟一生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怀人的文章，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我们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章士钊也曾是青年梁漱溟所倾慕的人物，在见到章之前，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在学术界，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梁漱溟也批评熊在佛学上“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随后熊在寄给梁的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花了很大功夫。梁漱溟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更要身体力行。他写了很长的文章对熊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冯友兰也一样，“批林批孔”时，冯发表文章后，有学生来信问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说，文章我有，不值一看。梁漱溟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对老朋友，也绝不搞无原则的“和平共处”。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句人人都听说过的并不新鲜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时候不过是当做口号来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来回答本文题目的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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