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人有言：“认识你自己”，作为当今之学者，也需要认识自己，以及认识当今学术之作为一个整体大“我”之学术史地位、性质、责任和使命。

　　前文笔者探讨过当前学术造假的社会渊源，学术造假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不绝如缕，社会的功利化环境，固然为其外在的诱因，但究竟其实，乃是学者对于自身学术使命的迷

失，以及对于当今学术的学术史地位和使命缺乏终极之关怀所致。我有一友，人品甚好，此公曾对我私语：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古人研究了何止千年，王国维以来，学者又何止成千上万，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此言颇令我回味不已。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二十余年，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疮痍满目，问题良多，譬如：1、《诗经》的本质属性及其内在演变过程；2、屈原楚辞的文学史渊源；3、汉乐府是否真有所谓的“民间乐府”；4、《陌上桑》、《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的产生时间和作者；5、十九首等所谓“古诗”的历史真相；6、五言诗的形成历程；7、《玉台新咏》中都有哪些作品不可采信；8、曲词是否真的产生于民间；9、词乐是否就是燕乐；10、李白词的真伪；11、唐宋词是否就如胡适所说，有歌者的词、士大夫的词和词人的词三种类型的词？12、中国文学史的宏观分期及其演变历程；不一而足。更多的问题且不论，单就这些问题而言，倾一代学者或是数代学者之力，未必能真正给予解决，未必能给予真正的历史复原，如此多的课题急需解决，怎会有无用武之地之叹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困扰我的斯芬克斯之谜。从情理上来说，古人也好，胡适以来的学者也好，学问应该比我们好，古人和现代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来解决？我的顿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学术史，刚刚开始。古往今来，上下五千年，中国的文化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之前的时代，就总体而言，是文本创造的时代，而非学术的时代，是感性的时代，而非理性研究的时代。文学创作，虽然有理性总结和评论的不可或缺性，但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感性的创造；学术研究，虽然也需要感性直觉的观照和审美，但毕竟是理性积淀的果实。是故司马迁忍辱发愤写作《史记》，虽然有着学术思想的光辉，但本质上是给后人留下学术研究的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曹子建才高八斗，其才华倾注于诗歌文赋；苏东坡颇有学术见解，如其以苏李诗中有“江汉”而怀疑非为苏武李陵之作，但亦止步于此，并无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的意识。应该说，从宋代到明清，华夏文化已经渐次从文本创造时代向理性研究时代转型，但文本创造的历史使命并未完成，只不过由传统的诗文写作，而转向了更为宽泛的文学文本的创造，那就是所谓的元曲和明清小说的创造，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理性思维，还有待于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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