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西方的学问，尽管其对象领域为中国和中国文化;而汉学史就其实质而言，是欧洲近代精神史乃至世界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一方面，汉学和汉学史的精神历程和成果能否纳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视野，正是国学能否获得自觉的价值意识、而同时又成为一个当代学科的重要先决条件。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域中自给自足地循环下去。另一方面，仅仅这样的学术迂回本身根本无法应对我们今日时代的精神课题，没有主体性醒觉和主体性能力，任何互为主体的对话都必然只是空话。国学之所以成为我们今日的学术焦点，恰恰也正是在这种自我醒觉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我们这里所谓的文化对话式的(域外)汉学研究，指的是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注重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在此，“中国”不再仅仅是实证的知识学的对象和他者，而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在此，传教士汉学范式中所本来蕴含的价值对话，将以新的学术形态继续进行。这样的汉学研究，才能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研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一种重归价值对话范式的汉学和一种获得自觉问题意识、在对话格局中建立自身学科范式的国学，都有待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轮的视界融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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