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的西方观经历了复杂衍变，19世纪中期以“夷”、“洋”为标识的西器、西俗，至清末民初已成为文明的象征。一些书刊将“马车、自行车、汽车、电灯、电扇、叫人钟、洋式楼房、洋式火炉、洋式桌椅、洋眼镜、洋皮包”列为“文明器具”，“赛车、赛马、踢球、运动会、秋千”列为“文明游戏”（《新北京指南》第二编，北京撷华书局1914年）。此外，人力车、自来水、电话、银行、警察、西餐也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戏、文明结婚、文明丧葬、文明礼仪更是社会时尚，乃至一些戏园、茶馆、书局、澡堂也以“文明”命名。这些变化不仅是词语更替，而且体现了人们由华夷之辨到认同西俗的观念转变。“文明”引领着社会时尚，也成为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它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在西方影响下建构的近代话语。从“戊戌”到“五四”，知识界大体接受了近代文明概念，并对其思想蕴含进行了辨析和反思。

　　首先，针对文明风尚的物质化偏颇，他们彰显了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戊戌思想家重视“开民智而导文明”，对中西文明有所比较。梁启超既肯定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的趋势，把文明看作一个相对的进化过程，又阐述了近代文明的一些基本原则，而法律的繁备就是其重要内容（《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孙中山也提出“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主张“不能共和”，就是“不知世界的真文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当社会思潮聚焦于由物质和制度来对比中西差距时，他们又大倡精神文明。在康有为看来，“国之文明，全视教化。无教之国，即为野蛮无教之人，近于禽兽”（《孟子微》卷八）。梁启超强调：“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国民十大元气论》）他倡导的“精神文明”不限于传统教化，更借重于近代启蒙思想，强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循此思路，梁启超在世纪之交宣传融合中西的“新民说”，以塑造新型国民。20世纪初年，鲁迅也认为物质生活“不足尽人生之本”，由“客观的物质世界”转向“主观之内面精神”，才是“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他认为欧美文明的根本“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故提出“主观之内面世界”，“尊个性而张精神”是20世纪文明与19世纪物质文明“异趣”之所在（《文化偏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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