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几位外语界名教授在学术上各有造诣，深孚众望，但就个人的性格及文章风格，又各有异趣。有的是忠厚长者，慈祥随和；有的才华横溢，然出言下笔谨慎；有的外柔内刚，文笔犀利；有的则是刻意求新，谈吐行文均气热磅礴。许国璋应属最后一类，他学养颇深，涉猎甚广，学贯中西。除英语教育、英美语言文学外，他为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在翻译、文化史及鲁迅研究等领域也多有建树。

　　许国璋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评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他那篇发表在《西方语文》第2卷第2期（1958年5月）的文章《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被全文译载于苏联的《语言学问题》杂志，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60年代，许国璋的研究触角从英国文学完全转入现代语言学。他和朱德熙先生一起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给中国外语教学带来新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调到北外外语研究所担任所长以后，许老更深入、更系统钻研西方各家语言学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学部分的学术水平很高，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论著《许国璋论语言》写于许老63至75岁的晚年。许老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介绍austin，纵论saussure，重评马建忠，发掘金岳霖，注释许慎《说文解字·序》，阐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书中那语言学家的慧眼、哲学家的深邃、数学家的精确、文学家的笔韵以及伟大人格的力量，令后人难望其项背。

　　“南王北许”是当年外语教学界中的流行说法，其中蕴藏着人们对智如泉涌的王宗炎、许国璋二老的爱戴与敬仰，足见他们在中国语言学界确然不拔的地位。

人格的力量

　　文革期间，许老被隔离、审查、靠边站。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老二公”（指许老及王佐良、周珏良二公）均受到很大的冲击。许老的书都被所谓的造反派贴上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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