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他回校。蔡元培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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