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一番话引出张作霖严正声明 


　　张作霖不见溥仪，他手下的各大将领却与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们打得火热，常常在一起聚会、打牌、吃饭。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与张景惠结拜为兄弟，张景惠、张宗昌还被溥仪授以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类事情在北京传得很盛，人们认定张作霖铁定是要效仿张勋复辟了。


　　1921年春，寓居天津英租界的前总统黎元洪，在寓所接待《字林西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甘露德，就时局问题发表了谈话。 3月14日，谈话内容发表于《字林西报》上，其中一段直指张作霖：“据称，复辟帝制的计划已实行至这样的程度，那位满洲独裁者，在中国各地的军界伙伴中的许多人都知道，在6月之前，一定会发生一场支持清帝的公众示威活动。而且，这场示威在任何一天都可能爆发。”


　　之前的复辟之说不管来势多么凶猛，张作霖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自己清楚。但这一次不同了。因为这一消息是出于前总统黎元洪之口，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煽动性。张作霖对黎元洪如此信口开河怒不可遏，马上拍电报质问黎元洪。已经日薄西山的黎元洪，哪里敢招惹这位日益显赫的东北王啊！遂立即回电，矢口否认：“鄙人无此言论，详情已于天津《益世报》登载，声明无此事实。现将该报另信寄。希阅。”接到黎元洪的电报，张作霖立即在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各大报纸上将黎的电报发表，同时声明：“作霖以爱国为天职，凡有破坏我共和政体者，将挺身而击之。” 


　　溥仪花血本给张作霖送重礼


　　经过这场风波后，溥仪终于明白，把恢复祖制的希望寄托在张作霖身上是不现实的，但若依靠他办些事情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溥仪仍没断了与张作霖的交往。


　　1922年3月，张作霖做寿，溥仪特备两份厚礼送去。第一份是寿幛一轴、如意一柄、第二份是墨两匣、砚两方、宣统五彩瓷盘两件、三镶玉如意一柄、库缎衣料四件。


　　1923年初，张作霖嫁女，溥仪差人备了两份厚礼：一份是给“张巡阅使”的，其中有三镶白玉如意，大卷绮霞缎，绿绣喜字中堂，绿绣红缎喜联；另一份给新娘的是：细绣喜字中堂一轴，细绣喜对一副，化妆品两匣，衣料八件。


　　到了3月28日张作霖生辰，溥仪又送了一份大礼，并命人在大红礼单上写道：张总司令2月12日(农历)生辰，宣统皇帝致赠：福寿条一件、寿画一轴、如意一柄、五彩瓷瓶一对、洋烟一匣、衣料四件。


　　1924年，张作霖五十大寿，溥仪花血本送了重礼：无量寿佛一尊、三镶玉如意一柄、五彩九桃瓶一对、五彩双象耳瓶一对、五彩小瓷盘一对、青玉大吉葫芦小插屏一对、打簧洋钟一对、洋烟一匣、红雕漆圆盒一对、绮霞缎衣料八件。此外，溥仪还于一星期后补送“万古英风”匾额一面，并福寿字及古玩等多件。数量之多、礼品之贵重，在溥仪的送礼史上恐怕也属罕见。


　　而张作霖只在1922年12月1日溥仪与婉容大婚时，派人送去大洋一万元“恭贺新禧”。 


　　密见庄士敦，给溥仪个宽心丸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撵出紫禁城，软禁在醇王府内。得知此消息的张作霖马上进行斡旋。很快，驻守醇王府的国民军撤离，门禁放宽。张作霖进京后，解除对醇王府的监视，并派人慰问溥仪。


　　此次入京的张作霖，俨然是北京城内说一不二的人物。如果他愿意帮助溥仪返回紫禁城居住，按其权力来说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东三省世荣等五十三人联合致电张作霖，要求“恢复原有优待皇室条件，以昭大信而服中外之人心”。


　　11月26日，张作霖派密使约溥仪身边的红人庄士敦与张文治到顺承王府一叙。溥仪让庄士敦带了两样礼物：一张由溥仪亲手签名的照片，另一样则是一只镶满钻石的黄玉戒指。张作霖热情地接待了庄士敦与张文治，与庄士敦单独密谈了数小时。当庄士敦把溥仪的礼物送给张作霖时，张作霖拿着那帧照片，端详很久，最后收下照片，退回了戒指。


　　庄士敦从顺承王府回来，带给溥仪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张作霖承诺，将设法恢复当初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条件。得到张作霖承诺的溥仪马上命罗振玉写了一份《赐张作霖诏》：“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备悉一切”。表示了对张作霖的感激之情。


　　但是，溥仪很快就发现，张作霖只不过是“空言示好”，并无实际举动。于是，溥仪不再指望张作霖，偷偷地潜往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真龙启飞”事件。


　　得知溥仪出走的消息，张作霖大发雷霆，我已经主动向你示好，并承诺对你予以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你却悄悄跑到日本领事馆，这不是信不过我张作霖吗？


　　张作霖的这种不满，在再次会见庄士敦时得以宣泄。庄士敦受到了与第一次拜访时完全不同的待遇。站在庄士敦面前的张作霖，已经“不再是一位温和、富于同情心、温文尔雅的中国将领，而是一个傲慢、举止粗鲁、暴躁的满洲土匪”。看到庄士敦进来，张作霖没有任何客套话，“他一开口就因把皇上带到使馆区而对庄大加斥责”。庄士敦刚想解释，张作霖就粗鲁地打断他的话并厉声质问：“只要我张作霖在北京，难道还会在醇亲王府发生损害皇帝的事情吗？”


　　天津见面，张作霖向溥仪磕头


　　1925年2月，溥仪转居天津，住进日本租界地内的张园。从此，天津的张园，成为保皇复辟派的老窝。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溥仪到天津时，正值奉系打败曹、吴占据天津，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志得意满的张作霖再次联系溥仪，先是由奉系将领、直隶督办李景林以地方官的身份拜访了溥仪，以示友好。又派亲信阎泽溥通过荣源(溥仪的岳父)给溥仪送了十万元钱，以解其经济拮据之苦，同时提出希望能在行馆里与溥仪见上一面。这一提议却遭到迂腐的清廷遗老们的坚决反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有屈尊去见一个民国将领之理？要见也得是张作霖来拜见皇帝。


　　张作霖倒没挑这些老糊涂的理，第二天，又派阎泽溥登门邀请。溥仪力排众议，趁天黑前往曹家花园密见张作霖。


　　溥仪刚进曹家花园大门，身着便装的张作霖便快步迎了上来。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溥仪马上认出了张作霖。正在溥仪为难，该用什么样的礼节对待这个民国大人物的时候，张作霖却毫不迟疑地走到溥仪面前，趴在地上就磕了一个响头，毕恭毕敬地问道：“皇上好！”溥仪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给他磕头，惊慌之余，差点说出：“张爱卿平身。”好在溥仪还算清醒，赶紧弯腰扶起张作霖，说了句：“上将军好！”此事传入坊间，被尖刻的文人讽刺为张溥版的“黑色幽默”。


　　两人肩并肩地步入客厅坐下，亲热地攀谈起来。张作霖先是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这样做是为了要抢宫中的宝物。后又强调自己非常注意保护国宝文物，在奉天，就把故宫保护得很好。接着又告诉溥仪，准备把北京的四库全书运到奉天，一体保护。溥仪对张夸奖一番，感谢他对祖宗宫庙山陵的费心保护。


　　话题一转，张作霖又提起“真龙启飞”那件事：“皇上，你不该在我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往日本使馆里跑，我是有足够力量保护你的。”溥仪忙解释说：“当时冯玉祥军队还在，我实是不得已才进日本使馆的。”听溥仪这么一说，张作霖马上接道：“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故宫里，有我在，怎么都行。”溥仪听了这样的话，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说：“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张作霖又表态说：“皇上以后缺什么，尽管吱声。”


　　谈话结束，张作霖亲自将溥仪送到门口。这时，他看见一个日本便衣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不用问，肯定是来监视溥仪的。张作霖故意大声说道：“要是日本小鬼子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溥仪作文为二人的交往作结


　　1926年，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派人取回藏于景山寿皇殿的数十轴清朝皇帝和皇后画像。溥仪就此事向张作霖告了故宫博物院一状，说他们锯锁闯宫抢劫大清列祖列宗的“圣容”。张作霖当即“严电”北京卫戍总司令于珍和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拿办”，继而又派兵护送“圣容”安全抵津，令溥仪十分感激。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出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元首。与张作霖交往多年的溥仪，终于明白张作霖的真正心思。张作霖举行大元帅就任仪式，溥仪心情复杂地写下一段题为《张作霖记事一件》的文字：“张大元帅作霖祭天于天坛之祈年殿；大元帅行誓师典礼于天安门；大元帅受各将领觐贺大典于太和殿；大元帅移跸宫禁；大元帅升乾清宫御座受外国公使之入贺；大元帅以养心殿为行辕；大元帅受玺于文泰殿。”


　　太和殿、乾清宫、养心殿、文泰殿都是当年溥仪和他的祖先君临天下、接受朝拜的圣殿，如今张作霖进入这些地方，再见面，应该谁向谁磕头呢？


　　细品溥仪文句，不难品出其心里的苦楚。


　　(康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