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上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首先是西方学术的冲击，中国学人作出过激的反应，用学术的现代化或西方化来否定本民族学术传统。然后在民族的危机感和自信心的双重作用下，又出现呼吁学术的本土化的趋向。但是，本土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学、恢复旧学。达到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其实经历了几代学者的长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陈寅恪(1890—1969)、唐长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陈、唐、胡都是20世纪研究唐史的大家。他们身前死后的声名与毁誉很不同，治学风格与个人性格也差异很大，但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去审视，仍然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中看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中国学术独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旧学与现代西学的关系，只是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而已。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留下了自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先说陈寅恪

在20世纪前期，陈寅恪所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思潮的关系问题。甲午战争以后，西学汹涌而入，“新史学”、白话运动、文学革命，都在批判传统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人否定传统，就有人捍卫传统。20年代前后就有一些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杜亚泉的论战以及“学衡派”的出现都是其表现。此时步人史学殿堂的陈寅恪，自然也要回答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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