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氏家范》提出:“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唐代崔元炜的母亲说:如果听说在外面做官的儿子生活过得很清苦，就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在外面过得裘马轻肥、生活奢侈，就是“坏消息”;她正告儿子做官如果“不务清洁，无以戴天覆地”。这说明为官清廉与否，不仅事关社会的祸福，也波及家庭的荣辱，这是从“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中产生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通过家教口传身授、世代传承和发扬光大，已经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
中国古代创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来承担，直接把家庭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及人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道德教化的组织机构。《三字经》中提出的“子不教，父之过”，就是社会向家庭分摊教化任务的明证。古代家教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全社会推行道德教化的家庭责任制。
古代家教是有一整套组织制度的终身教育。据宋代司马光《家训》记载:唐代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在教育儿子的时候，每天像老师给学生布置功课和检查作业一样严肃认真，一直坚持二十余年。宋代宰相赵鼎在《家训笔录》中明确规定:“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仰主家者集诸位子弟堂前训饬，俾其改过，甚者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即使到了元代，曾经创有十世同居佳话的郑氏家族，仍然保持着在每天早晨举行全家聚会和每月朔望进行祭祀聚会的习俗，在聚会中宣讲家训，并通过在祠堂设立奖罚牌对全体家庭人员的操守行为进行督查和奖惩。延至明代，山西副使王演畴的家族仍然坚持在每月决朔望两会中，召集家众举办以宣讲《孝经》、《小学》和《大学》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活动，其规格和气氛与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毫无二致。到了清代，监察御史蒋伊的家族仍然坚持朔望两会的习俗，并在《蒋氏家训》中明文规定:子孙如果“有败类不率教者，父兄诫谕之。谕而不从，则公集家庙责之。责之而犹不改，甘为不肖，则告庙换之，终身不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形成和传承的过程在古代家教的运行机制中可见一斑。
古代家教为促进社会和谐、传承美德和弘扬民族精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虽然，这种教育模式在现代人看来带有“封建家长制”的色彩，但要理解古人设计这种家教模式的高明之处在于:把适应各种社会秩序及社会角色所需要的素质教育转移和分解到每个家庭来进行，并在全社会建立起一个家家有责、人人践行且代代相传的广泛而长效的社会教化机制。这是一种处在自我组织状态下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培训模式和教育资源，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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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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