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康熙帝承传的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积极又理性层面的基因，而是将朱元璋作为其仿效的楷模，于是中国历史又回到了老路上去。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明清五六百年的第一个历史大拐点即建文新政的认识是相当不够的，绝大多数人往往被好大喜功的朱棣之美丽光环所炫目，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他说：理性而言，以“宽和”、“文治”为核心的“建文新政”不仅仅是对洪武严政峻法的纠偏，而是明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步关键。因此，在建文帝治理下的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的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有可能更好。
正因为如此，建文帝失国之际，只有29个建文朝大臣出降，而压倒性多数的建文帝的“铁杆支持者”，不少于600号的文臣学士却选择了“出亡”或自甘斧钺的“殉难”或惨遭“株连十族”、“瓜蔓抄”的杀戮，演绎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建文悲歌”。“建文情结”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直到今天600年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全国各地的传言层出不穷。作者抽丝剥笋似地展开分析，娓娓道来，让读者们感觉不像是读“老夫子”们才读得懂的历史书，而是在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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