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语文教科书的改变与争论，是对人性内涵不断探索调整的过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则要等到两年以后。对时代变迁作出迅速反应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语文课本。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1978年：开始新纪元

　　尽管“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比如，在小学课本中，《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有关华国锋的内容突增。

　　1978年3月16日，吕淑湘曾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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