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老人还有太多的话要向后辈们叮咛，有太多的文稿在等待他的审阅、有太多的著述等待他去书写……

　　3年多前，在和记者谈话时，任先生透露过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在老人的构想中，这部哲学史与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不同——不是教科书，全部是个人研究心得。“不想太长，30万字吧。”先生计划着。举重若轻、不慕虚华，正是老人的学者本色。

　　老人最终未能完成这部只有30万字却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书。

　　因为，在他的案头，总有看不完的书稿占据着他所有的时间。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远把这些书稿排在更加优先要处理的位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无一不是鸿篇巨制。

　　年逾古稀，完成个人心愿的愿望是何等的迫切。任先生比任何人都清楚时间的宝贵。但在他眼里，编纂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是“抢救”，更是“铺路”。他毫不犹豫将这双重责任扛在自己肩头，因为在他心中，“他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后人用起来方便。”为此，从不做“挂名主编”的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靠仅存的左眼模糊视力伏案工作，经年不辍。

　　“不敢从心所欲”，是任先生晚年最心爱的一枚钤章。他总是用老师熊十力先生的话作为丈量自身的尺度：“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任先生晚年，埋首书山，心系世事。为学之外，牵挂最多的是当下的中国教育改革。谈及教育改革，话虽不多，但总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这是他一贯的治学风格。当年，正是抗战中那次著名的“湘黔滇旅行”，让他找到了自身治学方向与中国的未来契合点，从研究西方哲学转向探求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学术之路。他深信，“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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