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有关资料记载，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于1751、1757年两次亲临惠山周敦颐祠堂，并先后御书“光霁祠”额和作赞美周敦颐的五言御诗一首赐予该祠。前不久，惠山古镇办施工队伍在对该祠修复中，乾隆御诗碑被发现，而御书“光霁祠”额碑藏身何处仍然是个谜。7月13日下午，这个谜团终于解开，这方尘封隐迹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御书“光霁祠”额碑，经施工人员仔细挖掘，终于又现真容，重见天日。同时发现的还有由周敦颐后裔周汝远撰写的“恭记御书光霁祠赐额旷典钦维我”记事碑一方。这样，与先前发现的“乾隆御诗碑”、“濂溪夫子惠山祠祀碑”一起，成为光霁祠以及惠山古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珍贵史料。
位于惠山下河塘19号的光霁祠，又称周濂溪祠和周敦颐祠,始建于清乾隆七年,祀主是周敦颐(1017―1073),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理学的开山鼻祖。其《爱莲说》中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是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昨天真容又现的乾隆御笔“光霁祠”额碑，是施工人员在清除该祠堂天井地坪的渣土时，感觉有一处地块特别坚硬，于是刨去石块泥土，竟然发现地下横有一大型石板，去除泥土杂物，再用清水洗刷，发现原来是一块石制额碑。用卷尺一量，额碑长1.5米，宽0.80米，青石材质。额碑正中刻有“光霁祠”3个大字，上侧刻有方形篆体“乾隆御笔”印章一枚，额碑的左右两侧分别刻有三行小字，右侧为“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左侧为“赐宋先贤周敦颐给后裔周汝远”“惠山祖祠悬挂”。经考证辨认，“光霁祠”确是乾隆所赐的御书匾额。
昨天重见天日的还有在天井东面墙壁间找到的“恭记御书光霁祠赐额旷典钦维我”记事碑一方，也是青石材质，长88厘米，宽36厘米。碑文由周敦颐二十二世裔孙候选州判周汝远撰写，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来过周祠。二十二年(1757)又到惠山周祠，周汝远等手持先祖周敦颐小像石刻，在祠前跪迎皇帝，并请皇帝赐予祠额。在寄畅园，随同官员还传旨询问周祠可有匾额悬挂处，宽窄如何。但后来皇帝去了，周汝远以为皇帝把这事忘了。到了六月，周汝远接到省里通知，叫他到苏州去领皇帝赏赐的缎疋。领赏期间，周汝远瞻拜了苏州的周祠，发现门堂上已经悬挂有乾隆御书的“光霁祠”匾额。原来周汝远在无锡恳请乾隆为惠山周祠御赐祠额后，乾隆并没有把这件事忘掉，在苏州，皇帝专门御书了“光霁祠”三字，还着专人制作匾额悬挂在苏州的周祠。周汝远于是又奏请省里大官再制额匾颁发给惠山周祠，得到批准。次年(1758)八月五日，周汝远率众把乾隆御书的“光霁祠”额碑恭迎到无锡，并在这一年的中秋刻碑铭文，把这件事详细记录下来。
先前发现的《乾隆御诗碑》，也由碑帽、碑身、碑座3部分组成，通高270厘米，宽77厘米。青石材质，形制端庄古朴。碑帽正中刻有篆体“御诗”两字。两旁刻有龙的立体浮雕，碑身两端也刻着龙的图案。
由这次重见天日的几方碑刻，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以前有关资料的记载有误。乾隆皇帝1751年确实到过周敦颐祠堂，但未题字。乾隆御书光霁祠额和御诗周敦颐祠，都是在1757年进行的。二是皇帝2次亲临并为该祠既御书匾额、又御诗赞美该祠祀主的，在惠山祠堂群118座祠堂里，仅周敦颐祠堂一家，因此，其碑刻文物弥足珍贵，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成为该祠及惠山古街最为炫耀的亮点。
|
|
